徐高 系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5月17日举办 “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取得超预期成果：影响与前瞻”专题研讨会， 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出席并做讨论发言。

徐高表示，美国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其核心是通过关税手段压低贸易逆差，但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其内需过剩、供给不足，而非单纯的关税问题。从历史脉络来看，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元的国际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通过输出美元获取全球资源，维持高福利水平，但也导致了产业空心化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此，美国应采取的上策是放弃美元霸权、推行共同富裕政策，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局限性，难以推进。特朗普因此退而求其次，选择主动与国际体系脱钩，进行逆全球化，但这也将导致社会问题和债务问题加速爆发。未来全球化的走向将取决于中国的选择，中国要选择正确的国内政策，实现内需与外需的平衡，从而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中占据主动地位。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论坛立场。

求是

在当前形势下，日内瓦谈判的最新进展出乎意料。然而，越是面对这些超出预期的事件，我们越有必要回顾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及经济发展的根本逻辑。

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曾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简言之，恩格斯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极为复杂，很多看似随机的事件背后，实则蕴含着必然，这个必然正是经济的运动。

基于此，我想向大家汇报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经济逻辑，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发动贸易争端的原因、其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应如何应对。

一、分析“对等关税”及其经济逻辑

关税战在5月12日之前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其下降是必然趋势。但是，下降以后仍需进一步分析其演变过程，特朗普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及其背后的意图值得深入探讨。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公式，由USTR公布。这个公式非常简单，正如图1所示，横轴是去年美国对别国的贸易逆差与美国从该国进口之比，纵轴是美国征收的“对等关税”税率。显然，当美国对某国的贸易逆差规模较大时，美国就会提高对该国的关税，这一政策并非针对单一国家，而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其政治意图非常明确，即通过关税来压低总体贸易逆差。

图1：美国“对等关税”的计算方法反映了特朗普压缩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意图

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文件，美国对别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原因被归结为别国对美国设置了关税及非关税的壁垒，从而导致美国出现贸易不平衡。因此，美国试图通过加征关税来平衡贸易。然而，这个逻辑在经济学上是缺乏根据的。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或顺差与各个国家出口竞争力的强弱没有必然关系。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外部贸易不平衡是由其内部不平衡所决定的，贸易逆差对应本国从外国输入的产能和储蓄。美国成为了贸易逆差国，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内内需过剩、供给不足，所以要通过贸易逆差从国外进口商品，以满足国内需求。

通过关税等贸易手段来压低美国的贸易差额，固然可行。但是，如果对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率进行调整，也能抑制美国内需，进而减少美国逆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于其国内所得税税率过低所致呢？显然并非如此。因此，基本逻辑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内需过剩的经济体，所以才有贸易逆差。

二、美国贸易逆差的历史脉络

美国的内需过剩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显现。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进入全球化之前，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就已经膨胀。

图2：在我国贸易顺差规模还很微小的20世纪后20年里，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已经明显走高

资料来源：万得

因此，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并非中国，而是其自身的经济结构和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但在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逐渐转变为一个长期且规模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国。

图3：美元才是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资料来源：万得

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国。一开始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承诺按照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保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在这种金汇兑本位制下，美元的发行量受到美国黄金储备的严格约束，美国无法随意增发货币。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之后，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财政缺口日益严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美国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美元和黄金的挂钩关系难以维持。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阶段。

在牙买加体系下，第一，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美元在各国的外汇储备中占比仍超过60%。第二，货币完全与实物脱钩，货币的创造不再受到物理上的约束。现代货币大多以电子形式存在，而非传统的纸钞，这种机制使得货币发行几乎可以不受限制，美国因此拥有了理论上无限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从而可以大规模发行美元并从全球收取铸币税。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在过去40年的全球化中，以美国为几乎唯一贸易逆差方的“全球失衡”局面逐渐形成。美国通过输出美元，从全球获取资源，维持其国内的高生活水平和高福利水平，所以美国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财政部部长德斯坦就专门创造了“过度特权”一词，用来形容美元为美国带来的这种不公平的权力，其本质上就是美元的全球铸币税。

图4：在过去40年的全球化中，形成了以美国为几乎唯一贸易逆差方的“全球失衡”局面

资料来源：万得

三、美元出口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然而，事物具有两面性，美元的出口对美国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

第一是产业的空心化。1970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23%，到去年占比已下降到10%。这种制造业空心化并非因为美国制造业无法与别国制造业竞争，而是因为美元的出口业更具竞争力。美元是美国最有竞争力的出口品，美元出口即美国金融业，是美国最有出口竞争力的行业。美国的产业供需结构本质上患上了“荷兰病”，即指一个国家如果可以通过某一单一资源（如石油）轻松获取大量收入，那么其需要投入多种要素的制造业等其他产业将难以发展。美国的情况正是如此，美元出口比石油出口更加有利可图，石油出口还需要储量和开采成本，而美元只需要计算机输入几个数字即可。因此，大量输出美元必然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

图5：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一路下降

资料来源：万得

但是，美元霸权或许是个悖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依赖于美国的霸权，这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军事领域。然而，一个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衰退的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有它的霸权。现在美国的军事工业也出现了衰退迹象，例如，近年来美国每年的军舰建造吨位数只有中国军舰建造吨位数的一半。作为一个海权立国的国家，美国现在的造舰能力已经无法与中国相比，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美国的军事霸权将如何维持？因此，美国的衰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衰落可能会比预期来得更快。

第二，美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美国无疑是全球化的受益国，但是其全球化红利的分配却存在严重问题。美国收到的全球铸币税，一方面大量浪费在对外战争上，另一方面则过度集中于美国的富有阶层。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1990年以后，美国的工资占GDP的比重一路下降，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一路上升。

图6：在最近3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工资与企业利润的走势背离

资料来源：万得

工资代表的是普通劳工的收入，而企业利润则主要流向资本家。这种全球化红利过度集中于企业家和资本家的现象，反映了美国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也引发了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包括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6年特朗普的首次当选和最近的第二次当选，本质上都是美国国内阶级间收入拉大，所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

四、美国可以采取的策略与困难

全球化虽然为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但也带来了越来越难以承受的后果。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受益国，美国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全球化的“输家”，这说明美国内部出现了问题。

美国应采取的“上策”，一方面应该放弃美元霸权，正如二战刚结束时凯恩斯的建议，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货币，将其作为国际支付工具，发行超主权货币所收取的铸币税由全球各个国家分配；另一方面是在美国国内推行共同富裕政策，将过度集中于资本家、金融家的全球化红利，更公平地分配给国内各个阶层，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例如近年来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UBI）”，就是一个典型的共同富裕政策。但是遗憾的是，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秉承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这种政策不应推行。

由于美国无法实施上述“上策”，因此退而求其次，美国可以考虑主动与国际体系脱钩。如果美国能够将其贸易逆差完全压下来，退回到全球化之前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似乎就得到了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的“对等关税”虽然在经济学上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是从美国长远发展的更高角度，这确实是在美国不得已的背景下，做出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因此，不要低估特朗普的战略眼光。现在美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只有中国对美国形成了全方位挑战，所以美国的斗争策略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形成最广泛的反华统一战线。回顾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他试图实现俄美和解、解散北约，并向中国发起贸易冲突。从战略角度看，这些举措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其第二任任期内，他迅速推动与俄罗斯停火，并将矛头转向中国，这一策略也同样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跳出建制派过去几十年一直推行的北约东扩政策，正是因为其看到了美国的根本、主要矛盾所在，他的战略眼光是非常正确的。

但与此同时，也不要高估特朗普的博弈能力。即使方向正确，策略的选择和执行也至关重要。特朗普挑起贸易冲突时没有充分考虑后果，逆全球化也同样有利有弊，一是虽然可以让产业重回美国，但是产业链的回迁并非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至少需要以十年为单位的时间。

二是AI技术的推广也让美国的社会问题更加严峻。举例来说，如果以后的生产都可以用AI和太阳光伏板实现高度自动化，那么劳动力需求将大量减少。这种情况下，普通劳工连被资本家剥削的机会都没有，美国国内已经很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收入分配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如果美国没有推行共同富裕的政策，其社会问题将难以避免地爆发。

三是债务问题加速爆发。在过去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通过美元体系从全球获利，支撑了其国内的高消费、高内需、高债务的增长模式。如果美国试图通过逆全球化将贸易逆差压到0，其国内的供给瓶颈将显著收紧，过去的高消费、高内需、高债务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债务问题也将随之暴露。

一个国家的债务约束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债务有多少，比如中国的债务其实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约束。一个国家的债务约束在于它的外债，因为内债可以用本币还，但外债要用国际硬通货还。但是美国是唯一的例外，美国可以用本币偿还外债，因此美国的债务约束也不在于外债，而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只要全球各国仍然认可美元，美国的债务问题就不会失控。但是，逆全球化和“对等关税”政策实际上正是在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随着逆全球化的推进，美元的国际接受度下降，美债市场将面临压力，进而导致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加剧。这显然是特朗普在推行逆全球化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的问题。

五、未来全球化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中国的选择

展望未来的全球化走向，美国的“对等关税”以及逆全球化政策并非短期行为，而是有着深刻的长期逻辑。2024年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充分表明美国国内全球化“输家”的声音已经无法忽视，即使未来特朗普下台，民主党当选，也必须面临这一群体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过去美国主导的全球失衡式的全球化模式已经临近终结。

未来的全球化方向将取决于中国。在过去40年，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尽管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大量补贴了美国，但通过外循环解决了内循环不畅、内需不足的问题。内需不足本质上是收入分配问题，即国内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导致内需难以启动，而外需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一问题，使得过去2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

但是，如果未来美国继续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其创造的全球需求将越来越少，中国的大量产能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出口方向，如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同样无法承受外部产能的过度挤压，因此可能会向我们竖起越来越高的贸易保护壁垒，这种趋势将导致全球化进一步碎片化。

中国当前的当务之急是扩大内需，一方面，可以通过收入分配的重大调节，增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振消费。另一方面，可以大规模地刺激投资，过去几年国内的去杠杆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债务风险，但也导致了投资和消费双双下滑，内需不足问题愈发严重，导致产能大量向海外出口，对外挤压加剧，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逆全球化的到来。如果中国能够扩大内需，那么可以借助美国走向孤立主义的时机，扩大自身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

美国除了放弃美元霸权以及走共同富裕道路之外，其实还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即“罗马和平”，这是指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掌控地中海，维持了当时地中海的和平。在这个过程中，罗马获取了大量的收益。美国一直想要实现的是“美国制下的和平”，即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从全球获取红利，同时对所有会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采取打击手段。例如，当年与日本的《广场协议》以及对庞巴迪等企业的打压，都是美国试图通过削弱对手来维持自身霸权的典型案例。

但问题在于，在过去20到30年中，这一模式还相对有效，但中国的崛起却彻底打破了这一格局。中国不仅在经济上不断成长，还开始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与此同时，美国却无法有效打压中国。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其最希望的可能是把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中单独切割出去，让中国“自成一体”，其余国家则继续与美国维持美国制下的和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关键策略是一定要在贸易摩擦过程中，加强与美国之外的第三国的贸易联系。如果中国继续大规模输出产能，挤压其他国家的汽车行业、能源行业，这无异于在帮助美国实现其战略目标。因此，中国需要在扩大内需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这才是对美国最强有力的反制。

在中美的贸易摩擦中，中国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内需不足的国家，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创造需求；而美国作为一个供给不足的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创造供给。只要中国国内政策得当，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必然会取得胜利。然而，国内政策的调整并非易事，在过去多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自缚手脚”，导致内需不足，对外需的依赖愈发明显。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大的调整，贸易摩擦的前景可能也并不乐观。因此，贸易冲突制胜的关键在于国内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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