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税谈判在未来具体的走向依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从过去五个月的情况来看，美国国债价格、通胀水平以及关键要素供应状况是决定美方谈判进程与基本态度的三个关键因素：

从美国国债价格上看，目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4.6%，已超过美国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引发了市场对美国国债可持续性的广泛担忧。未来谈判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国债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动态调整。

从通胀水平上看，从美国开始关税战以来，其产业链，特别是供应链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未来美国市场的通胀预期、百货市场定价机制的变化，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对于生活成本支出的不满情绪，都会对贸易与关税谈判的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关键要素供应状况上看，稀土出口管制将直接影响全球汽车产业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进程，可能导致相关环节出现停滞，对美国整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中方下一阶段应将工作重心放在前瞻性事务的筹划与落实上，而非简单在外贸数量增减的预测问题上过度用力。同时，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充分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突出优势，完全具备在关税冲突中取得胜利的能力。

一、在更全面的框架中破解关税谈判的不确定性

“中美关税谈判后的外贸走向”是一个广受关注但又极为复杂的议题。其复杂性在于美国将关税作为谈判的砝码。这导致理解其关税政策已超越了传统的政策分析框架和博弈论框架。因此，未来具体的谈判走向依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自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以来，他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关税本身。相比之下，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对于市场主体决策的冲击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税仅是特朗普2.0执政阶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其政策推进的起点。未来围绕汇率、公共安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政府改革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具冲击力。

要深入理解这一问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思考：一是理清美国将关税作为筹码进行相关谈判的基本模式；二是深入把握“MAGA主义”在未来几年的执政逻辑、政策出台顺序及其背后的基本原则；三是要理解与美国展开博弈的不同层级主体的反应机制，以及全球经济体系正在发生的结构性、革命性变化的本质。若无法从上述三个维度形成清晰认识，将难以对未来发展进行有效判断，目前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在特朗普政策节奏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剧。

二、三大关键因素直接决定了美国关税谈判

过去五个月，特朗普政府多次将关税作为筹码进行要挟和打压，对全球市场产生了一系列冲击，超出了传统认知范畴，但其中仍有三个可以把握的关键因素。

第一，关税冲击对全球形势的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远超预期。自4月2日（即“解放日”）以来，尽管从绝对数值上看，全球金融市场已开始有所填补前期的跌幅，但每一项关税举措都伴随着剧烈的市场波动。这一波动尤为显著地体现在美国国债收益率及外围国家相应主体国债收益率的变化上。其本质在于：关税问题引发全球对贸易失衡问题、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格局以及全球外贸格局的重新评估，大家普遍意识到美国未来可能对全球资本，尤其是全球储备资产的管理方式，采取新的举措，由此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模式和金融定价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目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4.6%，已超过美国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引发了市场对美国国债可持续性的广泛担忧。

与此同时，围绕“大而美”法案，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也日益激烈，特朗普与马斯克、民主党与共和党、共和党内部右翼与左翼之间的冲突全面爆发。这一冲突凸显了美国在谈判中所面临的关键短板，可能会从根本上动摇全球对美国地位的认知，从而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向，最终反噬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与其全球霸权模式的根基。因此，4月9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未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暂停实施“对等关税”90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出于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以及国债市场波动的顾虑。由此可见，未来谈判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国债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动态调整。

第二，特朗普的基本盘主要包括中下阶层，当前关税措施对美国通胀水平和中下阶层生活成本的影响，仍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议题之一。从美国开始关税战以来，其产业链，特别是供应链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4月2日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后的一个月内，即5月初，供应链效应开始显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百货商场出现部分中国商品断供现象；二是美国日常生活用品出现价格调整，例如沃尔玛宣布涨价。

正因如此，5月8日中美双方重启谈判，美国方面强烈要求立即进行磋商。这表明，特朗普在关税政策博弈中认为关税不会推高美国物价水平的判断并不成立。同时，特朗普政府仍高度关注其中下阶层的支持基础。因此，未来美国市场的通胀预期、百货市场定价机制的变化，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对于生活成本支出的不满情绪，都会对贸易与关税谈判的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

第三，特朗普方面迫切希望与习近平总书记通话，强烈要求中美尽快重启关税谈判，并向中方释放积极信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稀土问题，稀土出口管制将直接影响全球汽车产业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进程，可能导致相关环节出现停滞，对美国整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从过去五个月的情况来看，美国国债价格、通胀水平以及关键要素供应状况是决定美方谈判进程与基本态度的三个关键因素。

此外，我们还需关注美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分化，这极有可能成为影响谈判走向的第四股力量，其作用是综合性的，甚至超越上述三个关键因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美国政府内部和执政党内部的分歧与对立，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在重大政策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三、需要跳出关税进行政策设计

基于以上分析，中方在未来谈判过程中不宜操之过急，这一点至关重要。其次，应持续贯彻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进一步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健康运行基础，在关键风险防控方面加快政策落地，并对关税冲突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展点对点式精准应对。这样，我们才能在基本谈判节奏上取得战略先机。因此，下一阶段应将工作重心放在前瞻性事务的筹划与落实上，而非简单在外贸数量增减的预测问题上过度用力，当前形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无法依赖传统预测模型进行准确判断。

同时，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充分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突出优势，完全具备在关税冲突中取得胜利的能力。当然，要充分认识到未来可能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例如从传统贸易领域逐步向金融、服务等领域扩展，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延伸至更多板块的冲突与合作，这些变化对于我们准确判断下半年外贸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责编:刘安琪 | 审核:李震 | 监审:古筝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