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诺贝尔奖台上的两个人
1957年12月10日,斯德哥尔摩。
瑞典皇家音乐厅灯火辉煌,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正在进行。
31岁的李政道和35岁的杨振宁并肩走上领奖台。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将奖章分别授予两位年轻的华人科学家。
闪光灯闪烁,掌声雷动。
这是华人科学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两位华人科学家因打破宇称守恒的发现,共同获得物理学最高荣誉。
全世界的华人都在为他们骄傲。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公开的友好互动。
此后的60多年,两人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从黄金搭档到分道扬镳,从亲密合作到终身不再往来。
这是科学史上的一段复杂故事——关于合作、成就、荣誉和人性。
一分钟速答: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叙述的故事。我们只陈述确凿的事实。
基本事实
合作时期(1946-1956)
1946年,两人在芝加哥大学相识,建立友谊。
1952年,共同发表李-杨相变理论。
1956年,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
发表多篇高质量合作论文。
被誉为物理学界的“黄金搭档”。
诺贝尔奖(1957)
1957年10月,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理由:“对所谓宇称定律的深入研究,导致了关于基本粒子的重大发现。”
12月,一起赴斯德哥尔摩领奖。
关系破裂(1957-1962)
1957年后,两人逐渐疏远。
合作论文越来越少。
1962年,彻底停止合作和交流。
此后60多年,几乎无任何公开交流。
原因
两人都未公开详细解释原因。
外界传闻涉及:
但具体细节,外界难以完全了解。
重要强调
1. 两人都是伟大的物理学家
无论个人关系如何,他们的科学成就都是不容置疑的。
2. 宇称不守恒是共同贡献
这个事实不会因为私人恩怨而改变。
3. 分手后各有成就
杨振宁:杨-米尔斯理论等
李政道:相对论重离子碰撞、CUSPEA等
4. 尊重隐私
私人恩怨的具体细节属于他们自己。
我们应该聚焦科学,而不是八卦。
相识:西南联大的相遇(1945)
战乱中的学府
1945年,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因抗战南迁后组成的临时大学。
物质极度匮乏:茅草房、昏暗的油灯、简陋的实验室。
但学术极度繁荣:大师云集、自由讨论、思想激荡。
两个年轻人
杨振宁:
李政道:
初次相识
在吴大猷的理论物理课上,在王竹溪的统计力学讨论班上,两人相识。
年龄相差4岁,但都对理论物理有强烈兴趣。
经常一起讨论物理问题,在图书馆查资料,在食堂争论。
这是他们合作和友谊的开始。
芝加哥:友谊的深化(1946-1949)
重逢芝加哥
1945年,杨振宁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
1946年,李政道也获得庚款奖学金,来到芝加哥大学。
在异国他乡重逢,两人都很高兴。
共同的导师
虽然两人的具体导师不同(杨振宁师从泰勒,李政道师从费米),但都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
费米是当时的系主任,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在费米的指导下,两人都受益匪浅。
频繁的讨论
两人住得很近,经常一起:
这段时期,两人的友谊不断深化。
学术互补
据同学和老师的回忆,两人有明显的互补性:
杨振宁:
李政道:
这种互补,为后来的成功合作奠定了基础。
黄金搭档:合作的辉煌(1952-1956)
李-杨相变理论(1952)
1952年,两人发表了第一个重要的合作成果:李-杨相变理论。
研究对象:统计力学中的相变问题(如水变冰、气体凝结)。
核心成果:李-杨定理。
证明了配分函数的零点与相变的关系。
这是统计物理的重要理论基础。
论文署名:Lee and Yang,按字母顺序。
这是两人合作模式的开始。
工作方式
根据当时的同事和学生回忆:
典型的合作场景:
两人在办公室或黑板前,一起推导公式。
一个提出想法,另一个质疑或补充。
在黑板上写写画画,争论、讨论、修正。
有时讨论几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
这是理论物理合作的典型方式——思维的碰撞产生火花。
其他合作论文
1952-1956年,两人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涉及:
质量都很高,在物理学界获得认可。
宇称不守恒(1956)
1956年春天,两人开始讨论τ-θ之谜。
这是他们合作的巅峰。
从提出最初想法到系统文献检查,从理论推导到提出实验方案,两人密切合作。
关于具体贡献的分配:
外界有不同传闻,但两人都未公开详述合作的具体细节。
我们能确定的是:
1956年10月,论文发表。
1957年1月,吴健雄实验证实。
1957年10月,两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奖。
黄金时期的评价
物理学界称他们为“黄金搭档”。
费米评价:“两个聪明的年轻人,合作产生了杰出的成果。”
当时没有人预料到,这段黄金合作即将结束。
裂痕的开始:诺奖之后(1957-1962)
表面的和谐
1957年12月,两人一起领取诺贝尔奖。
在公开场合,两人表现正常。
但据一些当事人后来回忆,裂痕可能在诺奖前后就已经出现。
可能的原因
需要特别强调:以下都是基于公开信息和当事人回忆的推测,不是确凿的事实。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因素1:贡献分配的认知差异
宇称不守恒是合作成果,但外界(包括一些物理学家)对两人贡献的评价不完全一致。
有人认为某一方在某些方面贡献更大,有人持不同看法。
这种外界评价的不一致,可能导致双方对贡献分配的认知产生分歧。
因素2:性格和风格的差异
两人都有强烈的学术自尊和独立个性。
杨振宁倾向于追求数学的深刻和美,注重理论的完整性。
李政道倾向于物理直觉和创新,勇于提出大胆想法。
两个都很有个性的人,长期密切合作,难免有摩擦。
因素3:学术路径的分化
1957年后,两人的研究兴趣开始分化:
杨振宁:规范场论、杨-米尔斯理论、统计力学的深层问题
李政道:粒子物理现象学、相对论重离子碰撞、中微子物理
对彼此选择的研究方向,可能有不同看法。
因素4:外界环境
关系的恶化
1957-1962年:
合作论文逐渐减少。
公开场合的互动变少。
据说两人见面时气氛开始变得尴尬。
1962年:
彻底停止合作。
此后60多年,两人几乎没有任何公开交流。
甚至避免出现在同一学术场合。
这成为科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我们的态度
作为外人,我们应该:
两人都选择了沉默,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各自的道路:分手后的辉煌(1962-2024)
分手并没有终结两人的科学生涯。
相反,他们各自继续在物理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
杨振宁的独立成就
杨-米尔斯理论(1954)
实际上,这个理论在与李政道合作之前就已经提出(1954年,与米尔斯合作)。
但它的重要性在1970年代才被充分认识。
这个理论成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数学基础。
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物理理论之一。
统计力学
杨-巴克斯特方程(1967-1968)等重要工作。
影响了凝聚态物理和数学物理。
规范场论的系统研究
杨振宁对规范场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成为他的核心思想。
晚年回国
1997年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定居清华大学。
2015年恢复中国国籍。
李政道的独立成就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理论(1970s-1980s)
系统建立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理论框架。
预言了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的存在和性质。
成为RHIC(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的理论基础。
2000年,RHIC建成运行。
2005年,宣布发现QGP的证据。
CUSPEA项目(1979-1989)
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
11年间,帮助近千名中国学生赴美深造,全部获全额奖学金。
培养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张首晟、沈志勋、谢晓亮等)。
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深远贡献。
其他研究
中微子物理、非拓扑孤子场论、CP破坏机制等。
发表数百篇论文,培养众多学生。
客观的比较
科学影响:
杨振宁的杨-米尔斯理论影响极其深远——这是物理学界公认的。
它是现代粒子物理的基石,影响了几代物理学家。
李政道的相对论重离子理论和CUSPEA项目也很重要。
两人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
社会贡献:
杨振宁:晚年回国,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李政道:CUSPEA项目,推动中国高能物理发展
两人都为中国科学做出了贡献。
结论:
分手并没有终结他们的科学生涯。
相反,他们各自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也许,独立研究反而让他们各自发挥了优势。
外界的视角:不同的评价
物理学界的态度
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贡献分配:
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这是两人共同的贡献,不分伯仲。
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共同授奖)反映了这一共识。
但也有不同声音:
有些物理学家强调某一方在某些环节的贡献。
有些人认为最初想法更重要,有些人认为理论完善更重要。
这些不同的评价,本身就反映了贡献评价的困难。
中文世界的讨论
在华人社区,这个话题经常被讨论,甚至争论。
不同观点:
有人偏向杨振宁(强调杨-米尔斯理论的伟大)
有人偏向李政道(强调CUSPEA的贡献)
有人认为两人都有问题(批评他们不能和解)
有人认为外人无法评判(尊重隐私)
问题:
很多讨论缺乏事实依据,过度情绪化。
有些讨论演变成“站队”和“粉丝互撕”。
这偏离了科学讨论的本质。
科学史学家的态度
严肃的科学史研究者倾向于:
1. 多因素分析
不简单归因于某一个原因(如嫉妒、争名)。
认识到原因的复杂性:性格、文化、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交织。
2. 保留判断
在没有充分一手资料(如私人信件、日记)的情况下,不轻易下结论。
3. 聚焦科学
重点研究他们的科学贡献,而不是私人恩怨。
科学史作家江才健说:
“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涉及科学、人性、文化等多个层面。简单的是非判断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呈现事实,让读者自己思考。”
科学合作的困境:这不是孤例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故事不是科学史上的孤例。
历史上有很多科学合作破裂的案例。
案例1:牛顿与胡克
17世纪,英国
罗伯特·胡克和艾萨克·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优先权之争。
胡克认为自己提出了平方反比定律的想法。
牛顿认为自己完成了数学推导和系统理论。
两人终身不和。
牛顿甚至在胡克去世后,才发表《光学》(因为不想与胡克争论)。
案例2:爱迪生与特斯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
托马斯·爱迪生和尼古拉·特斯拉的“电流大战”。
爱迪生支持直流电,特斯拉支持交流电。
两人从合作(特斯拉曾为爱迪生工作)到决裂,互相攻击。
案例3:沃森、克里克与富兰克林
1950s,英国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詹姆斯·沃森、弗朗西斯·克里克获得诺贝尔奖(1962)。
但罗莎琳·富兰克林的X射线晶体学工作是关键。
她未获奖(部分因为1958年早逝),引发了长期的争议。
案例4:盖尔曼与茨威格
1960s
夸克模型的发现。
默里·盖尔曼和乔治·茨威格几乎同时独立提出。
但盖尔曼获得了更多认可(1969年诺贝尔奖,只授予他一人)。
茨威格感到不公。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
1. 贡献分配的困难
在科学发现中,往往多个人都有贡献,但难以精确量化。
2. 荣誉的稀缺性
诺贝尔奖等荣誉有限,不能授予所有贡献者。
3. 人性的复杂
科学家也是人,有自尊、有情绪、会产生矛盾。
李-杨的故事不是特例,而是反映了科学合作的普遍困境。
深层思考:科学、荣誉与人性
科学的集体性 vs 荣誉的个人性
这是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矛盾。
科学是集体事业:
每个科学家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牛顿的万有引力,建立在开普勒、伽利略的工作之上。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借鉴了洛伦兹、庞加莱的思想。
现代科学更是如此——大科学项目往往有成百上千人参与。
但荣誉是个人的:
诺贝尔奖授予个人(最多3人)。
论文需要署名,有先后顺序。
历史记住的是名字,不是集体。
这个矛盾在合作研究中尤其尖锐:
两个人(或多个人)共同完成一项工作。
但外界总想知道:谁的贡献更大?
这很难回答,也容易引发矛盾。
贡献如何评价?
在科学合作中,什么算“贡献”?
不同的环节:
哪个更重要?
不同人有不同理解。
提出想法的人可能认为:没有我的想法,就没有这个工作。
完成推导的人可能认为:想法只是起点,推导才是实质。
在宇称不守恒中:
最初疑问是谁提出的?(传说是李政道的提问)
文献检查是谁做的?(两人共同)
理论推导是谁做的?(两人共同)
实验方案是谁设计的?(两人共同)
几乎每一步都是合作,如何精确区分贡献?
这是个无法完美解决的问题。
人性的复杂
即使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普通人:
有自尊,需要被认可。
有情绪,会感到被冒犯。
有误解,会积累怨恨。
有固执,难以和解。
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也是普通人。
他们的矛盾和冲突,不是因为他们“品德有问题”。
而是因为他们是人,有人性的复杂和脆弱。
这提醒我们:
不要对科学家有过高的道德期待。
不要认为“伟大的科学家就应该超越个人恩怨”。
科学家也是人,会有人性的弱点。
如果他们没有决裂?(思想实验)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如果杨振宁和李政道1957年后继续合作,会怎样?
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值得思考。
可能的正面结果
更多的合作成果:
两人的互补性可能继续产生突破。
李政道可能参与杨-米尔斯理论的应用。
杨振宁可能参与相对论重离子的理论发展。
影响力的叠加:
两人联手,在物理学界的影响力可能更大。
中国科学的发展:
两人如果协同推动中国物理学,效果可能更好。
可能的负面结果
矛盾可能更尖锐:
如果继续合作,贡献分配的问题可能更难处理。
每一个新成果都要面对“谁贡献更大”的问题。
学术路径可能受限:
各自独立后,可以自由选择研究方向。
如果继续合作,可能需要妥协,限制各自的探索。
也许分手是必然的:
性格和风格的差异,可能注定了长期合作的困难。
历史的选择
历史没有如果。
两人选择了分手。
各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们无法判断哪种选择“更好”。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晚年:没有和解(1990s-2024)
长达半个世纪的沉默
从1962年到2024年,超过60年。
两人几乎没有任何公开交流。
据知情人士说,两人甚至避免出现在同一学术会议上。
各自的态度
杨振宁的公开表态很少:
在极少数的采访中,被问到与李政道的关系时,他通常选择简短回应或回避。
李政道的公开表态也很少:
同样很少谈论这段往事。
两人都选择了沉默。
这可能是他们的共同选择——让时间掩埋过去。
外界的期待
很多人希望两人能和解。
据说,2000年前后,曾有人试图撮合两人见面,但未成功。
两人都已年迈,但仍然没有和解的迹象。
也许,有些裂痕太深,无法修复。
也许,两人都太骄傲,不愿先示弱。
也许,时间太长,已经不重要了。
2024年:永远失去和解的机会
2024年8月4日,李政道在美国加州去世,享年98岁。
消息传出,世界物理学界深切缅怀。
杨振宁是否有公开表态?
截至文章撰写时,未见公开报道。
(如有表态,应客观引用;如无,不应臆测)
一个时代结束了。
和解已经不可能了。
这段科学史上的恩怨,将永远成为未解之谜。
我们应该记住什么?
科学成就是永恒的
无论两人关系如何,他们的科学成就是客观的、永恒的:
宇称不守恒:
改变了物理学对对称性的认识。
开启了对称性破缺的研究方向。
是20世纪物理学的重大突破。
这是两人共同的贡献,这个事实不会因为私人恩怨而改变。
各自的独立成就:
杨振宁:
李政道:
都很重要,都应该被记住。
科学合作的复杂性
李-杨的故事提醒我们:
科学合作不总是美好的童话。
即使是最成功的合作(获得诺贝尔奖),也可能产生矛盾和破裂。
这是正常的,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
理解:科学合作确实很困难
尊重:每个人的贡献和选择
不评判:不做简单的是非判断
学习:从中思考如何更好地合作
尊重隐私
两人的私人恩怨,具体细节属于他们自己。
他们选择了沉默,不公开解释。
作为外人,我们应该:
不过度挖掘:不要试图“揭露内幕”
不传播未经证实的八卦:很多传闻没有可靠来源
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有权保留隐私
聚焦科学:我们关注的应该是科学,而不是娱乐八卦
科学合作的启示:如何避免悲剧?
对科学家的建议
虽然我们不能保证避免所有矛盾,但可以尽量减少:
1. 事前明确
在合作开始时,尽量明确:
2. 坦诚沟通
有分歧时,及时、坦诚地沟通。
不要让小误解积累成大矛盾。
3. 互相尊重
认可对方的贡献,不夸大自己的作用。
在公开场合,为合作者说好话。
4. 保持独立
即使合作,也保持独立研究。
不要让合作成为唯一的学术身份。
对科学界的建议
1. 避免过度比较
不要总是问“谁更重要”。
承认合作的复杂性,尊重所有贡献者。
2. 改进荣誉机制
诺贝尔奖最多3人的限制,导致很多贡献者被遗漏。
这个机制在现代大科学时代尤其不合时宜。
需要探索新的荣誉机制。
3. 建立仲裁机制
当合作出现分歧时,是否可以有中立的仲裁机制?
(虽然很难,但值得探索)
对公众的建议
1. 不要“造神”或“造敌”
科学家是人,有优点也有缺点。
不要把他们理想化,也不要妖魔化。
2. 聚焦科学
我们应该关注科学本身——理论、实验、发现。
而不是科学家的私人生活和恩怨。
3. 理解复杂性
历史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
不要简单地“站队”。
试着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结尾:科学史的真实面貌
辉煌与遗憾
1957年12月10日,斯德哥尔摩。
两位华人科学家并肩站在诺贝尔奖台上。
那一刻是辉煌的——华人科学家第一次站上世界科学的巅峰。
但那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公开的友好互动。
此后60多年,再无交流。
这就是科学史的真实面貌:
不只有成就和辉煌,也有冲突和遗憾。
不只有合作和友谊,也有分歧和决裂。
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不要回避:
历史就是这样,有光明也有阴影。
回避不能让我们理解历史的真实和复杂。
但也不要过度渲染:
私人恩怨是他们自己的事。
我们不应该以猎奇的心态对待。
聚焦科学成就: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科学贡献:
这些成就是永恒的,不会因为私人关系而改变。
科学合作的普遍启示
李-杨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
1. 科学合作是困难的
需要互相尊重、坦诚沟通、明确分工。
即使如此,也可能产生矛盾。
2. 人性是复杂的
即使是伟大的科学家,也会有矛盾和冲突。
这不是他们的“失败”,而是人性的正常部分。
3. 科学比个人更重要
无论个人关系如何,科学成就是客观的。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不会因为两人决裂而失去价值。
4. 历史是多面的
不要期待简单的英雄故事。
历史往往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
理解这种复杂性,是成熟思维的标志。
致敬
两位物理学巨人:
一位102岁,仍在清华大学。
一位98岁,2024年离世。
他们改变了物理学。
宇称不守恒、杨-米尔斯理论、李-杨相变、相对论重离子、CUSPEA...
这些将永远被记住。
他们也是普通人。
有矛盾,有恩怨,有未能和解的遗憾。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科学,尊重他们的选择,从他们的故事中学习:
科学合作的困难。
人性的复杂。
历史的多面。
这是科学史给我们的启示。
(致敬两位物理学巨人的科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