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湖庄园协议”影响下，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者关系将如何发展？

2024年11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起草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指南》报告，在特朗普私人地产海湖庄园正式发布。该报告随后被广泛称为“海湖庄园协议”，其旨在通过高关税、美元贬值、债务置换与多边货币谈判、安全保护费等手段，重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在2025年7月5日主办的“2025中美贸易战略重构研讨会”上，12位国内高校专家学者围绕“‘海湖庄园协议’（下称‘协议’）对全球经贸重构的影响与中国应对”展开深入探讨，多位专家就关税博弈下谈判窗口是否还在做出了自己的解读。该研讨会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京报社和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联合主办。

美国在构建一个“边打边谈”谈判机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强调，当前的中美博弈不是一轮关税协商，而是可能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制度矛盾。美国在构建一个“边打边谈”的谈判机制，这种机制不是为了达成妥协，而是持续施压中寻求中国让步空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言。摄/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林桂军指出，中国的回应不仅要看当前的出口数据，更要注意观察美国在如何塑造一个“美国优先”、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目标的新体制，这一新体制要充分确保美国安全，技术领先，美元继续作为世界霸权货币。

林桂军表示，如果没有对美国制度博弈路径的系统分析，如美国希望利用关税扭转贸易逆差，牺牲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传统制造业，利用单边征收储备资产税手段解决贸易汇率和资产汇率的分离，中国的贸易政策将陷入应激反应，缺乏战略纵深和制度韧性。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黄建忠教授认为，关税已进入“制度化、周期化、工具化”阶段。美国是在将关税纳入一个准制度框架中反复使用，操作性越来越强，目标性越来越明确。

黄建忠介绍，关税政策正在与美国国内制度变化形成联动，包括产业补贴法案、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新型供应链联盟等，构成一整套复合性制度压制体系。中国不能再用临时战术反击去应对这种结构性挤压，必须同步展开制度性反制。

要关注谈判窗口背后的制度节奏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罗长远教授表示，“海湖庄园协议”传递出的信息表明，“单靠贸易手段难以平衡美国与他国的贸易关系，还需要借助金融方面的措施，包括汇率调整等。”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罗长远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言。摄/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罗长远指出，如果以双边贸易平衡为目标，“理论上的妥协是美方税率30%，中方税率0-10%，这与美国和越南最近的关税协议比较接近。但如果要争取更低的税率，就需要辅之以汇率的调整。然而，考虑到现实约束，要达成这样的妥协是比较困难的。”

“在美国的霸凌作风之下，中国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罗长远解释，首先，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将贸易政策武器化，限制了双方合作博弈的空间；其次，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赛道的“先发优势”，给人民币汇率的自然调整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美国在贸易战之外开辟科技战，只会导致中国的强硬应对，无助于双方在汇率领域的妥协；最后，美国以地缘政治相威胁，无助于关税谈判的妥协，也降低了通过汇率手段平衡双边贸易的可能性。

黄建忠就高关税的反作用做出评估。他引用多项行业测算指出，美方部分高关税措施已将中国产品采购价格抬高约18%-23%，远超其国内可承受范围。而这一影响并未能成功“挤出”中国商品，反而迫使美企重组供应链、提高管理成本，实际上是一种逆向负激励。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教授提醒，“海湖庄园协议”构想最直接采取的关税手段，并非简单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是一种激进的、惩罚性的关税胁迫机制，把关税武器化，作为持续谈判的机制，它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并向受美国军事保护的盟友施压，要求其协同对华加征关税，以此分化胁迫全球贸易伙伴选边站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言。摄/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中国不能拘泥于对等反击

林桂军建议，中国在应对美方制度化关税施压时，不能拘泥于对等反击，而应进行“结构性对冲”。实际上，对等反击有两层含义，一是对方给我造成多大损害，我也给对方造成多大损害。二是我反击给对方构成的影响不超过对方措施给我构成的影响。在反制中，我们选择的是这样一条路径，抑制对方的不合理行为。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产业都需要回击，而是要看这个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黏性和其对中国技术路径的战略意义。

林桂军认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的目标除了重振范围广泛的制造业外，还包括保持美国在高科技的领先地位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安全，这使得前沿型半导体制造和AI等新兴技术、5G电信、关键矿产、军工相关技术成为高科技冲突的焦点。

“中国需要制定详细的回应策略，根据轻重缓急”，林桂军解释，一方面我们要稳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有优势产品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同拥有替代技术国家的合作，形成相对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与此同时，对于需求刚性大和断供风险高的技术和产品，要创造良好的自主研发环境，形成制度性谈判筹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黄建忠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言。摄/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黄建忠强调，面对制度挤压，中国更应构筑制度韧性。我们不能总是站在美方设置的议题框架中被动应答，而应主动提出规则修订与制度协同议题，拓展我们的话语权空间。中国应推动国内外经贸规则的同步优化，包括关税法案透明度、企业服务机制与政策反馈机制，制度韧性不是防守，而是另起炉灶。

唐宜红认为，按照“海湖庄园协议”构想，美国使用征收关税和安全费手段进行胁迫，因此美国可能会与重要的贸易伙伴加强联系，例如加拿大、墨西哥，选取五眼同盟国家、北约国家、向美国支付驻军费用的日本和韩国等结盟从而对中国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国应该针对相关国家的相关产业进行有针对性地谈判和布局。

在多边机制方面，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需强化“WTO+”路径下的制度议价力，同时在关键经济体间探索灵活规则联盟。通过构建产业定制型谈判框架，实现从“全面对抗”向“差异化谈判”的过渡，避免陷入无效反制。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