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各地政府引导基金普遍带有较强的属地化导向，即资金出资方会要求子基金注册及项目落地均局限于本地。这种模式长期推行下来，不仅导致部分产业重复投资建设问题突出，各地产业同质化竞争加剧，还使得引导基金的资金使用效率大打折扣，难以真正引导契合本地产业结构的优质项目落地，更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

不过，近期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与国资跨省市合作设立基金的案例密集涌现，在探索地区间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相关新模式也引发业内广泛关注与深入研究。那么，这一创新模式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又该如何破解地方间的诉求差异与利益协调难题？

地方国资跨省“搭伙”设基金

近期，湖北省财政厅支持珠海科技产业集团与武汉市、江夏区等共同发起的湖北江城华发产业投资基金已完成首次实缴出资。该基金总规模100亿元，首期规模10亿元，重点投向集成电路、光通信、激光、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等硬科技领域，这标志着湖北国资与珠海国资联合设立的基金正式落地。

无独有偶，安徽省与河南省也作出了新探索：近期，安徽省、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出台《皖豫省际毗邻地区合作发展实施方案》，提出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协同招商机制，鼓励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产业基金，采用基金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去年7月，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与浙江、辽宁、四川、海南、陕西、福建、江西等7个省份签约7只省际协同发展母基金，总规模超170亿元。据粤科金融集团公众号，集团已落地浙江、辽宁、江西等省际合作基金。

据记者观察，当前国内不少VC（风险投资）机构设立的基金中，同时出现两家及以上政府LP（有限合伙人）的现象较为普遍，部分机构还专门设立招商基金，服务地方招商引资需求。但这种跨省合作设立一只政府引导基金的新模式，目前并不常见。

这种新模式吸引了更多地方国资关注。“之前有北京、广东等地的国资机构主动与我们接洽，探讨共同设立基金的合作可能，我们正在对这一方向的可行性进行研究。”福建省一国资投资机构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近期也感受到跨区域国资“抱团”设基金的案例有所增多，内部将继续相关研究，同时也会向已落地的地方取经。

三大核心驱动力：政策、产业、资源的多重考量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无论采取母基金运作还是直接投资模式，都会明确提出“基金注册当地”“资金返投当地”“项目落地当地” 等属地化要求。而如今，异地国资 “搭伙” 设立基金的案例相继出现，预示着地方政府开始跳出传统 “属地思维”，转而聚焦能否通过其他地区的合力，共同推动基金的建设和项目落地发展。

这背后有怎样深层的驱动力？结合受访人士的观点，记者梳理出三大原因：一是“国办一号文”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区县政府设立政府投资基金，财力、资源足以设立的，审批权需提级至市级政府。此后，各个省市也纷纷出台配套管理方案，统筹新设及存量基金。在此背景下，单一地区尤其是部分区县级地区设立基金的难度加大。

浙江一国资VC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种地方政府跨省市合作设基金的新模式既契合政策对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要求，也符合一些地方的实际需求，尤其是部分地区财政压力较大，但又想通过基金发展地方产业的，这种方式是种大胆的新探索。”

二是部分地区地理相连、产业结构相似，在产业招商中易陷入同质化竞争。尤其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后，地方不能再以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等方式吸引项目，急需寻找更高效的招商模式。

“这种合作方式利好产业协同发展，项目落地任意一城都可能对另一城带来产业辐射，这种互动有助于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榆煤基金总经理秦笙表示，两地甚至多地开展资本协同后，具体项目在投资、落地、扩产时，会优先考量区域适配性，一定会优选区域纳入考量，这能一定程度上避免地区的产业同质化竞争，缓解重复建设问题。

三是站在政府引导基金的视角看，“搭伙”设基金还可以触及更多优秀的GP（普通合伙人）。“如今各地争抢优质GP已近乎白热化，而优质GP往往更倾向于扎堆产业资源好、营商环境佳的地方。两地合作则有助于分享优质GP资源，借助头部GP把好项目招引到当地。”上述福建省一国资投资机构人士表示。

至于政府引导基金最看重的返投问题，深圳一家VC机构募资人士对记者表示：“这类基金中，每个地方政府会约定一个返投比例，加起来大概达到1.5倍。但无论是单一政府设立的还是多个政府联合设立的基金，我们都会结合区域的产业情况和返投金额来判断是否申报。”该募资人士坦言，这类基金特别适合背靠产业集团的CVC（企业风险投资），因为他们的产业覆盖面广，有条件在多处落子，完成多地返投的任务就更容易。

利益协调与机制保障是关键

无论是湖北与珠海的跨区域携手，还是广东与浙江的省际联动，这类“千里之约”的资本合作从意向达成到实际落地，绝非易事，背后牵涉多重利益博弈与考量。即便部分合作已放宽子基金注册落地的相关要求，但在母基金出资统筹、子基金投资布局、返投任务落实等一系列核心操作环节，其推进难度仍显著大于省内合作、央地合作及国有企业间的合作。

其中，利益分配协调难度大是核心痛点。广东省创业投资协会秘书长肖飞指出，省内城市合作设立基金时，可由省级层面统筹税收、产值分配，推动全省产业统筹发展，落地相对容易。但跨省合作若缺乏国家层面统筹，需两省自行协调利益分配，难度显著增加。即便长三角一体化推进较好，部分地区仍未解决“分税”问题，这已成为省际基金落地的关键阻碍。肖飞坦言，跨省合作不仅需要地方间的高效协调，更需要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保障。同时，基金设立还需打通各级审计环节，确保符合地方财政状况与产业发展诉求。

此外，区域间政策壁垒与标准不统一也增加了协同成本。东方产融总经理卢小兵在2025中国母基金会议上指出，以长三角母基金为例，三省一市返投标准不统一，跨区域项目的税收与核心价值归属认定困难，以及各地行政审批效率、人才政策落地效果的差异等，都加剧了协同难度。

针对这些挑战，业内人士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卢小兵建议，在区域层面推动成立一体化母基金联盟，由各地国资共同出资设立联动基金，并建立基于产业链贡献的统一返投认定标准与激励政策，鼓励要素自由流动。

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副总经理王正明也在上述会议上强调，需先实现“产业链地图、价值链地图、资本地图”的对齐，结合各地资源禀赋进行精准分工；同时建立两大核心机制，一是利益共享机制，聚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并写入基金章程，二是投资决策机制，实现政府战略引领与市场化专业运作的分离，让跨区域母基金真正服务于协同发展的共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