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非常惊人。要是从美国政府的财政中拿出这么多钱,几乎可以让联邦政府半年都不用干活了。但现在,这笔钱悬在了特朗普总统的头顶,成为了他的一个巨大的法律麻烦。

特朗普当初一心想用关税这根“大棒”来实现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他声称关税能保护美国的工厂,增加国家收入,给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外,他也把关税当成了一种威慑武器,试图通过它来重新制定全球的贸易规则。他不止一次宣称,外国将为美国的繁荣买单,关税能为美国带来万亿美金的收入。

然而,关税战打了好几年,结果并没有像特朗普想的那样将中国经济拖垮。相反,中国的产业链越来越稳固。与之相对,美国则因为高昂的关税成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些费用最终转嫁到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身上,从汽车零件到日常家用商品,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普通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企业也抱怨不断。
除了经济压力,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面临着法律上的挑战。因为他的做法并没有经过国会授权,所以从一开始就有人质疑这是否合规。现在,案件已经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据11月5日的听证会记录,特朗普政府的形势相当不妙。法庭上的九位大法官轮番发难,连他自己提名的保守派法官也对总统是否可以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方面决定大规模征收全球关税提出了疑问。

曾经被特朗普视为权力象征的关税大棒,现在成了将他拖入法律泥潭的枷锁。在最高法院的压力越来越大时,特朗普急了,他必须找办法反击。他选择用一个惊人的“天价数字”作为武器。
11月10日,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警告说,如果他输掉这场官司,美国将不得不退还超过2万亿美元的关税和投资。第二天,他又把这个数字抬高到超过3万亿美元,意图通过这些数字向人们传达这样一个信号:如果动我的关税政策,就等于动美国的根基。

那么,这笔天价账单到底是如何算出来的呢?其中包含了实际的金额,也有很多假设的部分。

实际的部分是,关税实施以来,美国海关确实收到了不少关税收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到今年第三季度,已经收到了大约195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如果法院判决这部分收取的关税不合法,这1950亿美元中,按照《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部分就得退还给当时交钱的企业。

然而,真正的“天价”部分是特朗普所称的“虚账”。在他挥舞关税大棒的时候,他不仅威胁对方,还给了一些国家一个“选择”:只要它们愿意在美国投资,关税就可以适当降低或者免除。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与沙特、卡塔尔、日本、韩国等国签订了一系列投资协议,总承诺投资额高达1.7万亿美元。

特朗普把这些投资协议视为自己关税政策的“功劳”,认为关税政策带来的影响直接促成了这些国家的投资。如果关税政策被判定无效,那么这些投资协议可能会变成空话。因此,他将这些尚未完全落实的投资承诺也算作美国的“损失”。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制造恐慌,向最高法院施加压力,声称如果法院裁定不利,整个美国经济将受到重创。
特朗普的另一招则是“利诱”,他提出用从关税收入中分发部分资金给美国民众,每人“至少2000美元”。这个提议看起来极具吸引力,仿佛天上掉馅饼。然而,实际上这也是一石二鸟的政治算计。他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把关税政策和普通美国人的钱包捆绑在一起,创造出“全民投资、全民分红”的假象,让民众觉得关税政策能带来实际利益。这样,他就能赢得更多民意的支持,用这些支持来抗衡司法压力。

然而,仔细算一算,就会发现这个“天上掉馅饼”的承诺根本无法兑现。如果把大约2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平均分给美国的3.3亿人,每人也只能拿到500多美元,而特朗普承诺的2000美元与之相差甚远。显然,这只是一个空头支票,他的真正目的是通过这些虚假的承诺混淆视听,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特朗普为什么如此急迫,甚至不惜采取这种看似有些失控的手段来应对这场官司呢?很简单,因为他输不起。这场关税政策是他经济计划的核心,是他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具体体现。它代表着特朗普式的强硬作风、颠覆性思维和他一直自豪的“交易艺术”。

如果最高法院裁定关税政策违法,这对特朗普来说将是三重打击。首先是政治上的彻底失败:如果自己的核心政策被最高法院推翻,那就意味着特朗普在总统职位上的失败,成为政敌们永远的笑柄。其次是经济上的重大挫败:他原本想通过关税让美国“占便宜”,结果却可能要倒赔上千亿美元,这意味着他经济学理念的彻底破产。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击,就是他在与中国的全球博弈中以一种极为难看的方式“认输”,这将彻底崩塌他塑造的对华强硬形象。

正因为这些致命打击,特朗普才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把这场法律官司演变成一场赌上自己全部政治前途的豪赌。他夸大数字,虚假许诺,把这场官司升温为一场关系他政治命运的终极赌局。

这场本是从经济博弈开始的关税战,如今已经变成一场司法闹剧。然而,不管最高法院最后如何判决,这场由特朗普亲手引发的关税风波,已经开始对他本人产生严重的影响。而这场危机也迫使美国社会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总统在行使权力时,是否应该有明确的边界?以国家信誉为赌注的政治豪赌,真正的成本又应该由谁来承担?这或许是这场风波中,唯一值得关注的积极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