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ndal Bubke以前不懂，为什么父母都长着一头金发，自己的头发却是深棕色，直到她做了家族基因检测才得知，原来她是通过精子捐赠出生的。

同时，她还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事实 —— 在这个世界上，她可能有350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Bubke来自澳洲，于1992年在昆士兰生育集团（Queensland Fertility Group）通过体外受精技术出生。当时父母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将此事保密，因此她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事情曝光后，原本没对她造成太大困扰。她甚至有些兴奋，因为发现自己还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可很快，兴奋就变成了恶心和愤怒，因为人数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期……

起初她以为也就一两个人，没想到数字一路上涨，先是冒出11个，然后快速增加到32个……

其中一些已经和她相认，比如同样来自澳洲的Alexandra和Erin。

见面之后，看着彼此脸上几乎一模一样的笑容和蓝色眼眸，Alexandra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有很多特征并非遗传自母亲，反而来自那位捐精者。

这种惊人的相似度甚至引人尴尬。Erin承认，第一次见到Alexandra时感觉“很不自在”。

“和她说话的时候，我很难直视她的眼睛，因为我们长得太像了，这让我感觉非常不安……“

和想象中亲人相认的激动场面不太一样，看着众多和自己相似的脸接连出现，Bubke内心也充满焦虑：

“如果我认识的人中就有我的兄弟姐妹呢？如果我讨厌的人、我交往过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呢？光是想到这些就令人崩溃，这种感觉永远不会消失。”

“如果我有超过32个兄弟姐妹，那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未来孩子的堂表亲，数量又有多少？万一孩子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近亲恋爱了怎么办？”

此外，庞大的人数也达到了她的社交极限：

“我真希望自己没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对于已经取得联系的11个人，我很喜欢，也很感激，但这个数字几乎已到达了我能维持有意义关系的极限。”

“家人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时间，但我真的做不到。我每天都会想到他们，以及那些还没被找到的兄弟姐妹们。”

还没等她整理完情绪，数字又迅速膨胀到了77人。这些人中有些和她年龄相近，有些还只是十几岁的青少年，甚至来自其他国家。

而这依旧不是最终数字。Bubke得知，这位捐精者曾在5年内向同一家诊所捐赠了325次。

虽然不是每次捐贈都能成功受孕，但此人极有可能还向其他诊所做过捐赠，综合多种因素，最终她们“保守”推测，兄弟姐妹的实际人数应该在250到350之间。

具体是哪些人，现在还无法精准追踪。根据规定，在2005年前，捐精者可以选择匿名，因此Bubke等人无权得知自己生物学父亲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被称作“捐精者59号”。

她们倒是可以查询自己是否有兄弟姐妹，可昆士兰不像其他州，没把记录集中放在捐精登记中心，而是分散保存在各个诊所里，再加上之前用的都是纸质档案，且Bubke怀疑，当年她父母的主治医生（已经去世）销毁过不少记录，这些都增加了追查难度……

这几百人的身份一天不确定，Bubke等人就要持续活在担忧中。这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他们尤其担心近亲结婚问题。

另一位已经相认的兄弟Gabe称，现在每次约会，一想到对方可能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妹就充满压力：“第一次见面我就得问：‘你知道自己的身世背景吗？你是你父母亲生的吗？’”

就连他们的下一代也会受到影响。

Erin有个8岁的儿子，她已经开始烦恼，未来该如何教导他谨慎社交：“等10年后，我儿子去参加学校毕业旅行，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周围很可能就有他的堂表亲。”

目前这件事已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不只是某一个“家族”的困境，还揭露了澳洲对精子捐赠产业严重监管不足。

对此，昆士兰生育集团已经做出回应，对Bubke等人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表示自2006年起，公司内部已经实行了一项政策，要求每位捐精者最多只能帮助10个家庭。

这也是整个昆士兰州去年开始实行的新标准，和南澳州以及维多利亚州相同，规定每位捐精者最多只能服务10个家庭。

但仅仅是这样，还远不足以整治捐精乱象。目前澳洲还缺乏统一的国家法律，没有独立机构负责监管，也未强制要求捐精者公开身份信息、限制捐精次数。

为防止再有孩子遭遇同样的事，Bubke等人正努力推动立法，呼吁政府规定每位捐精者最多只能服务6个家庭，并建立一个集中管理的全国捐精者登记手册。

目前算是迎来了一些好消息吧。昆士兰州议会已于去年通过一项立法，其中包括在当地设立新的捐赠受孕信息登记系统，预计明年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当地的监察专员将对Bubke的问题展开全面调查。

过度捐精、生出几百个孩子的事，上演过不止一次，希望这次真的能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