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付离职违约金后不久，52岁的女博士姚某某将之前自己和丈夫一同就职的湖南某高校告上法院，称自己之前缴纳的离职赔偿款12余万元是受胁迫所致，此外，湖南某高校还应该支付自己工资、奖金、超课时费等共计4.5万余元。

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姚某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8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做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现孙某某与姚某某均已顺利入职浙江某大学，两人为达到顺利离职目的签订《承诺书》《声明》并缴纳赔偿款，后续却以受到胁迫，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主张返回款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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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博士服务期未满想辞职

按协议向学校缴纳12万离职赔偿款

出生于1973年的姚某某户籍登记地为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现住在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判决书显示，2017年，湖南某高校基于人才引进政策与孙某某（姚某某的丈夫）、姚某某签订《协议书》，约定基本服务期为8年。

协议签订后，姚某某在其爱人孙某某调入该高校后，亦于2019年9月调入该校任教师（其人事关系档案于2020年3月转到该校）。

2019年12月30日，姚某某与湖南某高校签订了一份《定向（委培）博士研究生送培合同书》，约定如果博士毕业后不愿回校工作，应退回除其完成的教学工作量所应支付的课时酬金以外的全部费用。

上述协议签订后，姚某某于2020年1月前往菲律宾某大学学习，于当年3月回国，之后仍继续在湖南某高校工作。姚某某于2022年5月获得菲律宾某大学哲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2022年11月20日，孙某某与湖南某高校签订《职称评审合同书》，约定其晋升高级职称后，应完成5年服务期。2023年，在上述两合同约定服务期均未完成情况下，孙某某拟至浙江某大学任教，2023年6月7日，孙某某向湖南某高校提出了离职申请，并出具《承诺书》，承诺按约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姚某某于2023年6月25日、2023年11月7日两次以“丈夫拟前往浙江工作，家庭个人发展、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等为由向湖南某高校提交《工作调动（辞职）申请》《调动申请》。2023年11月23日，姚某某向湖南某高校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根据相关协议制度进行赔偿。姚某某的丈夫孙某某代其出具了一份《声明》，表明姚某某于2023年11月主动离职停薪，今后与湖南某高校再无科研奖励等一切经济方面的任何遗留问题。

2023年11月29日，原告姚某某向湖南某高校缴纳了离职赔偿款120086.31元，湖南某高校出具《收据》给姚某某。

自称支付赔偿款系受胁迫

起诉学校返还12万元被法院驳回

然而，在缴纳离职赔偿款后不久，姚某某提出异议，且不服湖南某高校扣发其2023年终绩效奖、目标管理奖等，向娄底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24年5月8日以其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姚某某遂于2024年5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湖南某高校退还原告姚某某离职赔偿款120086.31元；支付原告姚某某年终奖金、目标管理奖、超课时的费用共计4.5万余元。

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姚某某不服，上诉至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湖南某高校是否要向上诉人姚某某返还离职赔偿款120086.31元并支付工资、奖金、超课时费等共计45202.28元。姚某某上诉提出，其之前出具的《承诺书》《声明》并支付赔偿款系受到胁迫所致，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被上诉人应予返还赔偿金并支付相关工资、奖金等福利。

法院认为，现姚某某提出辞职申请，故湖南某高校基于上述《定向（委培）博士研究生送培合同书》及该学院人事规章管理制度，提出由姚某某赔偿120086.31元，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姚某某的丈夫孙某某代替其出具的《声明》亦表明双方之间并无工资、奖金等福利待遇方面的后续问题。

湖南某高校基于人才引进政策，高薪聘用孙某某、姚某某到校任教，但两人在未履行完基本服务期的情况下，主动辞职前往浙江某大学任教。姚某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其丈夫孙某某系法学博士，两人作出的上述承诺和声明，均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姚某某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上述承诺和声明系其被迫签署，一审法院认定承诺和声明对姚某某具有法律约束力。

现孙某某与姚某某均已顺利入职浙江某大学，两人为达到顺利离职目的签订《承诺书》《声明》并缴纳赔偿款，后续却以受到胁迫，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主张返回款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法律相关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