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纸币，出现在北宋时代的四川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千年交子与中国货币金融》一书以交子的产生为开端，以纸币的发行为线索，讲述了千年以来中国的货币史与金融变迁史，以货币理论、金融理论贯穿全书，在丰富史料基础上讲解货币学和金融学规律。同时，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对中国古代以借贷为中心的金融活动情况、近代外国金融势力对中国财政与社会的影响、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兴衰、新式金融机构的兴起及国家金融资本的建立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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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交子与中国货币金融》

刘方健 罗天云 著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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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官交子发行1000年之际推出，旨在以交子为出发点，以货币形态变迁为思路，通过梳理中国货币和金融发展脉络，介绍交子诞生的社会背景、私交子和官交子的诞生始末、官交子的发行与流通等，并从交子拓展延伸至对中国几千年来货币金融发展历史的追根溯源，力求探讨并展示货币金融与个人、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国家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以此阐释如何镜鉴交子的金融创新思想，从而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金融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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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货币革命”出川峡

——纸币（交子）诞生千年纪念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公历1024年1月12日），益州交子务设置开启官交子发行和流通的进程，标志着人类最早纸币的诞生。交子这种新型货币形态的诞生，在人类货币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货币形态从商品货币和金属货币这种实体货币向纸币这种符号货币转化，货币的价值从依托自身自然材质所体现的价值保证，向依托技术和制度实现价值保证转换。货币形态从人类实物财富的一种，由此超脱实物财富成为对象化的价值符号，货币发行赖以实现的物质条件，流通中货币价值稳定维持的措施，货币发行和价值管理的手段以及货币的运行方式都相伴发生实质性飞跃。纸币时代一经到来，货币政策实施的形式和后果，发生了相应的新的根本性变化。纸币形态的货币管理和价值维持的好坏与程度，不仅是职守专门的货币发行者对于经济问题敏感性及准确把握与有效行动的反映，也是同期当政者政治决断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纸币时代的到来，在货币治理上，实际上是政策制定者在政治与经济问题上把握可能性的能力测试。

在时值交子诞生1000周年的今天，货币形态的演进已经发展到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新阶段。然而，人们对于数字货币的功能和边界，以及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特殊性，仍然存在认识不足。在实际生活中，对各种数字货币及其变种认识模糊，以致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秩序的损坏。很明显，这是源于人们对于货币形态及货币本质缺乏合理的认识，面对现实面临的新的货币形态，便出现迷惑以致行为变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传统中国货币形态的发展演变，以及其动因与功能的辨析，是正确地把握今天数字货币的性质和功能进而做出合理货币选择的一面不可替代的镜子。身处人类最早纸币“交子”的诞生地成都的四川学者，适时捕捉千年等一回的时期，在纸币“交子”诞生千年纪念之际，就中国货币与金融的演进与发展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里，就这本著作相关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意见，就教于学界同仁，以弘扬具有丰厚积淀的传统中国货币文化，并为今天的货币选择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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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交子”货币革命何以最早出现在四川成都？

关于纸币起源问题的论述，长期以来，一种看法是将虚价铸币及不足值劣质铸币看成纸币的“先驱”。这种认识的根源，是出于两者都表现出相同的情形，在货币面额和货币载体本身的价值之间存在不一致。然而，在铸币时代的虚价货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钱”，实际上是非常情况下政府的特别货币发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货币流通常态。而且，从其后果来看，铸币铜钱的流通，最后仍然服从格雷欣定律的支配，人们仍然根据铸币本身的质量和价值进行比例的转换和折价使用。

这种情况明显地体现在“短陌”这个货币使用惯例和规则的创制上。“短陌”惯例，不足100个铜钱而当100个铜钱使用的规则，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和认知问题。实际上，要真正得到落实，它事实上是服务于存在两种不同质量货币的货币流通环境，不足100钱的那类铜钱是足值货币，而在实际交易之中承担流通手段职能可以实现标价100钱商品的交易媒介是不足值的铸币。换句话说，标价货币和作为交易实现的事实上的流通货币，实际已经是贬损了的低价值铸币。在以低价值货币作为计价基准的情况下，完好的铜钱便会升值。以不足100钱而当100钱来使用，两者在铜钱计数上的差额，就是完好铜钱升值的幅度。正如马克思所说，铸币的规则化打上了统治者或官方权力的印记，它和黄金货币以自身的真实价值实现交易具有不同的性质，只是官方以国家权力确立的价值刻度。但是，在铜铸币实体流通的情况下，由于其承担货币职能的币材实体是真实的金属材质，它就必须服从作为实物财富在商品流通中的价值规律和市场原理。

铸币是铸币自身的物理价值和国家权威的信任保证两者相结合的产物。一旦国家确定铸币的大小、规格及币材价值，铸币本身的运行就要服从市场原理，所以我们绝不能将铸币流通时期的减重和虚价大额货币的减重看成纸币的起源。就铸币流通时代而言，在传统中国的一个王朝内部，劣质铸币和减重铸币通常是民间私人的作弊行为和王朝衰退时期的滥铸所致，都是铸币流通的非常态表现。而跨越朝代的铸币重量的官方合意调整，只要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货币的需要相适应，我们就不宜将铸币的减重看成货币制度败坏的表现，尤其不能将其币材重量的大小看成铸币好坏的标准。也就是说，从古代中国铜铸币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重12铢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使用的半两钱，汉武帝开始发行的5铢重的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2铢4絲）开启的重3克许的通宝钱体制，重量越到后来越加轻小，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认为唐代开启的通宝钱体制较之半两钱体制更为落后。恰恰相反，在特定的时段之内，官方确定的铸币这种价格刻度，一旦形成定制并始终得到遵从，保持铸造数量的合理适度和铸币重量的始终如一，就是好的货币制度。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半两钱、五铢钱和通宝钱之间重量差异决定货币制度的好坏，而是半两钱、五铢钱和通宝钱在各自流通的时段和地域内，铸币在重量和成色上是否保持始终如一，偏离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所要求的唯一性（在空间上仅仅只有一种尺度，在时间上价值与重量同一），便引致这种铸币作为流通手段的丧失！

学者的既有研究已经表明，传统中国铜钱流通的规律，是它在时间上的一贯性和在空间上的跨国性。也就是说，不同朝代的铜钱，可以跨越朝代获得相同的交易价值。而各种完好的铜铸币，在当时中国的周边国度，可以成为通用货币。这里，超脱了只有黄金才能成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载体最佳选择的经典论述。这是传统中国铜钱流通历史提供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但是，任何本身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实体货币，作为自然物产，其天然的有限性难以克服。所以，在铜铸币流通的古代中国，除了民间的私铸铜钱劣币以外，就是劣质币材的替代。有趣的是，这种非常态的制度创制，也首先发端于川峡地区。在西汉与东汉之交，地方军阀 “白帝”公孙述在今天的重庆白帝城奉节，发行铸造和流通铁钱。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地方权力发行铁钱的最早记载。这种在国家总体上使用铜钱的局面下，进行地方创制的货币实践，一定有其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制度塑造的动力。我们可以推测，除了四川地区富产铁矿之外，这种较之铜钱价值更低的铁钱铸币，一定要求地方性信任机制的耦合匹配。在传统农业占主导的时代，川峡地区地利优势和人民的勤劳促成的社会经济繁荣，对货币提出强劲需要，而在政治上，因偏远得不到中原的重视，川峡地区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形成新型货币形态实验的温室状态，就可能为新型货币形态的创制提供动力和环境。铁钱的使用如此，“交子”的发明和创制，何不是如此？

关于交子的诞生，一般性的原因，是唐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第二次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经济发展的水平提高、交易模式和内容的变化、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技术条件飞跃性改进、川峡地区铁钱使用不便带来的压力，是“交子”产生的几个核心因素。实际上，经济发展状况和技术改进，其他几个地区诸如江南地区和福建地区，当时也有相差不大的发展。这样，宋人自身特别是南宋人，就将“交子”的使用，看成是川峡地区性铁钱使用条件下的“宿命”归属。北宋四川以外陕西、山西地区“交子”的滥用，与铁钱的使用一并发生。在南宋时代，淮南地区使用的“淮交”，也是与铁钱的铸造使用匹配组合起来。

2

从“以纸取钱”到“以纸代钱”的转换与货币的中西分流

关于传统中国纸币的发展，清朝著名货币学家许楣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刊行的《钞币论》里，将纸币的发展演变分为“以纸取钱”和“以纸代钱”两个时期，宋、金、元时期“以纸取钱”，而明朝 “以纸代钱”。这两个时期，纸币发行的依据和出发点不同，其性质和弊端形成的原因也相应的不同。他称，“钞者，纸而已矣，以纸取钱，非以纸代钱也。以纸代钱，此宋、金、元沿流之弊，而非钞法之初意也。……夫以纸取钱而至于负民之钱，此宋、金、元弊法之所有也，以纸代钱而至欲尽易天下百姓之财，此宋、金、元弊法之所无有也。”（《钞币论》，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38册“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53-674页）。

我们知道，北宋益州民间交子的使用阶段，交子发行和流通的机制，是“收入人户现钱，便给交子”。交子相当于铁钱的“钱票”，使用者用真实的铁钱从交子铺那里换取获得，一手交与铁钱，一手获得交子。服务于大额交易和远距离交易的交子，其生命力取决于它可以随时换回原先交与交子铺的铁钱。发行数量取决于人户换取“交子”的数量，兑换安排是商业习惯，准备金是人户缴纳的铁钱。客户之所以敢于换取这张纸质符号货币，在于信任交子铺的可兑换安排和充足的现钱（准备金）保证，从程序上显得自然、简捷和朴素。在这个阶段，“交子”作为民间应对铁钱弊端的货币创新手段，它依托的是使用者和发行者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共同体信任机制，所以它有地域通货和社区货币的性质。

本来“民间交子”的发行数量，由民间使用“交子”的客观需要决定，不存在着超发的问题。然而，交子一旦进入社会流通领域，发行者“交子铺”本身是否保持收入现钱的完好储备并履行全额及时兑现的义务，就成为“交子”可持续的关键。事实表明，作为商业组织的兼营事业，无论交子铺，抑或十六家富商组成的交子联合体，都因滥用铁钱准备以及自身事业经营失败的“生存约束”（民间经济组织都有生命时限，有破产歇业的一天），出现交子不能兑现的情况，进而酿成社会纠纷。要规避“民间交子”发行和流通弊端引发的纷扰，便是取消民间交子，寻求新的信任保证机制。在经济发展和当地商业习惯的客观力量作用下，官方交子在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1024年）登场，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纸币时代。

北宋益州“交子务”开启“官方交子”时代以后，每一界的发行额规定为125万6340缗。这个数字确立的依据，自然是民间交子时代“收入民户现钱”发行投放“交子”的一个经验数据。但是，自从官方设定这个发行额度开始，交子发行就不是先前民间交子阶段“收入人户现钱”之后，便给交子了。在发行程序上，事先设定本钱36万缗，用于保证人们以“交子”兑换铁钱以保证其价值的准备。这种比例准备的安排，事实上就使得“交子”脱离了“钱票”的兑换券性质，在某一特定时点上，超过36万缗的交子数额，实际上是交子务对交子持有者的负债。官方交子时代，交子使用有“界别”的规定，两周年为“一界”，一张纸币的使用时限只有2年，界满以旧换新。这既是因为纸张质量的原因为了易于辨识，限定它的使用年限，也可以起到控制数量的作用，任何界别的交子总数均可以检测。

然而，就超出准备的发行而言，按照今天的金融理论，倘若超过准备的纸币投放，是用于替代民间固有的商业信用的“商业票据”，比如西方近代银行制度下的“银行券”，那么就成为内生于市场的信用货币。银行利用杠杆的货币创造满足经济发展对于货币的需求，是一个创新。倘若超过准备的投放，不是来自于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需要，而是来自于官方财政的压力，形成命令式发行的纸币，那就走上了国家纸币的道路。国家纸币的数量便失去了客观的制约，成了政治工具和权力欲望的体现。两者在形式和外观上，都是“纸做的货币”，在性质上却完全不同。这两条道路，在15世纪后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形成中西整体分流在货币制度上的不同表现。不凭借自身天然材质承担货币职能的纸币，是技术革新和观念变革条件下人为的制度塑造。

在纸币诞生之前的铜铸币流通时期，也存在着货币数量与商品物资在价值上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完好铜钱的通货紧缩。物价的上升，通常与铜钱的减重和私铸劣币的充斥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物价上升时候的标价货币已经不是完好铜钱。而纸币的优势在于在量上解决了实体货币的有限性，问题在于纸币诞生的动力之一，就是完好铜钱的不足导致的铁钱区低价值货币区的存在。可以说，纸币诞生一开始解决大额支付的携带问题，同时就隐含着在实体货币之外来在数量上扩大通货的可能性。实体货币的多少有物产能力的客观限制，而纸币的印制却是人为的。所以，官方纸币时代一经到来，它就与不适度的过量纸币“超发”形影不离。

事实上，北宋神宗时期开始，人们在观念上就将交子的发行与铁钱准备分离开来，认为官方的认可与否是它成为货币价值得以保证的关键。交子的价值保证就从铁钱实体这种准备的充足，向官方政策安排或政府权力担保偏移。货币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功能在于它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一旦纸币难以购买物资和劳务，政治强力的意义就趋近于无了，又回到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时候。南宋以后至元代的纸币历史，就是在经济力量担保和服务政府财政需要之间求平衡，其政策表现形式大都体现为纸币的数量控制。

在南宋时期，除了地区性的纸币“川引”、“淮交”和“湖会”，通过限定地域的使用来保证它的信用和担保责任之外，对于“会子”已经是采用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海外进口珍奇的实物、“度牒”等证券的投放以及“钱会中半”的税收比例安排的综合担保。在观念上，“会子”属于“轻赍”的工具，而不是货币“铜钱”本身，而实际的政策操作在于“会子”纸币的数量控制。南宋的“称提之政”，可以说是在传统政治治理的格局下，人类历史上对于纸币价值从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控和直接调控四大政策工具的全面实验，可以作为今天货币银行学教科书的经典案例。

与南宋并行的北方金朝政权，在纸币制度上自身的创新。尽管有“交钞”从“七年一届”到“无界别”的技术改进，但交钞制度设定的倾向，仍然是盯住铜钱和白银来保证其价值。在前期主要观察流通中“交钞”和铜钱是否大致相等，在后期铜钱供给不足的情形下，希图利用高价值的白银来作为“交钞”的定值依据。但是，在战争和财政的压力下的财政性发行，出现了“以纸取钱而至于负民之钱”的弊端，万贯金朝交钞只能买一个饼！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在全境之内普遍实施一元化的纸币时代，也就是说，在制度上元朝只有一种纸币形态。按照前揭许楣的说法，元朝忽必烈建立元朝初始，“以纸取钱”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从“丝绢”到“白银”的转换。稳定下来的“中通元宝交钞”，名义上是以白银为定值基准，事实上流通过程中并没有近代意义的白银自由兑换安排。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将元代的纸币制度称为银本位制度。正是因为元朝纸币制度以白银为基准，又没有实质性的兑换安排，有的学者将元代称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纸币本位时代”。我们知道，本位的内涵，是指货币的价值基准，纸币以无价值的纸张为价值基准在经济上实不合理。揆诸本位内涵和语义，“纸币本位”的表达岂非同语反复？！历史记录表明，元朝纸币数额的扩大在白银储备之外，又更加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北方地区的“包银”和南方地区的“盐税”的征收，直接使用“中统钞”，是元代纸币超越白银保证大规模投放的重要动力和价值保证。这里似展现出现代货币理论所申说的纸币发行的“税收驱动”政策意蕴。元朝的纸币发行，在后期最后也陷入“负民之钱”的严重超发。元朝的灭亡，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最典型的“亡于钞”的事例。可是，我们反过去看，元朝纸币的出发点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的是“以钞取钱”的政策思路。鉴于纸钞作为符号货币，既可以是以国家强制力行使的“国家纸币”的载体，也可以承担信用货币的使命（银行券），那么，元朝纸币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政治强力扩大了纸币的世界声誉，又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税收驱动货币”的机能成功保证了纸币的价值，又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准备制度的基本精神？这是我们应当继续探讨的问题。

明代时传统中国在“国家纸币”道路上的最为彻底的实验。一句话，如同许楣所说，“以纸代钱而至欲尽易天下百姓之财，此宋、金、元弊法之所无有也。”明朝覆灭前崇祯末年安徽桐城书生蒋臣的纸币方案，就是通过纸币发行来收罗民间白银，满足北方抵御满洲军事入侵之需。这是“以纸代钱”的抢钱计划。

继起的清朝鉴于明朝的惨痛经历，视纸币发行使用为畏途。以纸币发行敛财的历史似乎又要重演，正是在西方利用鸦片贸易扭转中国数百年来对西方贸易盈余出现白银外流的情况下，针对王瑬利用纸币发行的技术优势拯救清朝衰颓之势的建议，金属货币论者许楣提出了上述的愤世之论。清朝咸丰年间的“票钞”发行纯粹属于国家纸币的操作，是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一次货币冒险，最后也被迫推出历史舞台。

传统中国纸币演进和发展的历史，从结果来看的兴亡对错之间，体现着传统中国王朝国家治理所体现出来的人类智慧。

3

今天的货币选择如何向历史学习？

在纪念人类最早纸币“交子”诞生千年之际，我们从它的产生、发展和演进中能学到什么呢？

最为基本的认识，伴随纸币时代的到来，货币使用及其效果是思想、制度和政策互动的结果。与实体货币依靠自身材质的价值，一次了结交换行为的货币形态完全不同，纸币是体系化的制度塑造。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民间私人纸币，只能服务于特定的社区和特定地域，它的生命力受到发行机构“交子铺”生存期限的约束，难以成为“永续”流通手段。这样，“民间交子”只能称为社区货币或地域性通货，不是一个政权或行政区域内具有无限法偿功能的流通手段。只有中央政府的政策权力和法律的维持，才能成为法定货币。在今天，任何私人数字货币的功能边界，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地域和发行者及其相关方的业务范围。没有各主权政府的政策担保和法律维持，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再在“交子”作为最早货币的时间确认上犹豫，将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1024年1月12日）益州交子务的成立确定为人类纸币的诞生时间。而就今天而言，任何民间的私人数字货币，都不是真正的货币，只是百货商店购物卡“积分点”类似的代用货币，其使用的范围不能超越发行者的业务范围。他们没有终极的货币购买力担保的法定保证。

第二，纸币因纸张符号的技术条件，解决了实体货币在数量供给上的有限性难题。它的这个优越性的发挥，靠的是信任机制。交子的民间阶段，依赖共同体信任机制，官方交子之后，靠的是政府对于纸币发行和流通的政治强制干预能力和经济资源的动员能力，以此建立纸币的公信力。传统中国纸币使用的质量和制度改进，不是线性的发展，有曲折和反复。大体上，纸币的使用与王朝周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王朝初期，讲求准备，讲求“以纸取钱”的机制和制度建设，讲求发行量的有效控制。王朝后期，由于政治压力和军事需求，促成单纯的财政性发行。即使元朝及其以前的纸币时代，也已经超越了许楣的判断，王朝后期多已转换为“以纸代钱”，仅仅凭借纸币符号可以容易放大的方便，无限量投放纸币“尽易天下百姓之财”，成为攫取民间财富的工具。实际上，自从纸币诞生，在传统中国的王朝周期内，重复着一个王朝从“以纸取钱”到“以纸当钱”的循环。这种情形，扩展到现代，便有1948年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金圆券”改革。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第三，技术只是纸币产生和有效使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今天比特币及其类似的数字加密货币，在技术上解决了货币的特定功能和数量控制。但是，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基本使命，也就是作为价值尺度的本质特征和作为流通手段的核心功能。发行者可以利用技术制定货币刻度，但是一个社会不可能有多种刻度同时存在，因为这与价值尺度的基本要求相矛盾。只有主权国家有法律工具解决货币的统一问题，而不是民间自发创造的算法共识（事实上存在着多种算法）可以实现。而数字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有效性，不在于货币的加密数字形态，而关键在于它与商品劳务的关联。那种希求凭借一种单纯数字货币来保证自身财富价值以及未来对各种实物资源不贬值使用的主张，只能是一种臆想。诚如传统经典《管子》所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管子·八观》）货币的生命力体现在它与商品和劳务的关系之中，体现在它对商品和劳务的获取能力上。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主权政府才能承担起商品和劳务供给的终极责任。

纸币千年诞生纪念的意义，在于提示我们货币形态到了超越实物材质的时代，观念、技术和制度的耦合互补是新型货币形态成立的基本条件，而制度的建构居于首位。坚持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选择，与现钞硬币及存款货币并行互补流通，是纸币千年史给我们最大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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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交子与中国货币金融》

作者：刘方健、罗天云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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