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红色金融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与魂。抗战时期，我党在经济封锁、战乱交织的困境中，探索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红色货币体系，成为革命取胜的重要经济支撑。本文系统梳理了陕甘宁光华票、晋察冀边币、北海币、冀南币、华中币五大红色货币的战时实践。从首创物资本位突破金银本位局限，到低息贷款惠民兴农，再到增发货币全力支援重大战役，红色货币完成了从分散地方券到区域统一币的蜕变。其坚守货币主权、锚定实体经济、服务民生战略的红色金融智慧，也为当代金融治理、防范金融风险、践行普惠金融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

一

全面抗战时期的典型货币分析

1937—1945年是革命根据地货币较快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在货币数量、质量方面，还是在货币流通范围方面都逐渐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机构共有198个，发行了252种货币，共计1063个版本。

（一）光华商店代价券：首次以商业部门名义发行货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中央驻西北办事处，办事处下设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贸易总局改为边区合作社，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38年，边区合作社与光华书店合并组成光华商店，总店设在延安，各地设有分店、支店，至1941年已有22家分（支）店，光华商店是边区银行所属规模最大、作用最大的一个部门。

陕甘宁边区银行已成立，为什么不发行货币，反而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代价券？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为了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主动收回原印发的各种苏维埃货币，并在根据地以国民党的法币为主币流通。流通法币、领取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边区银行成立之初只能算是个财政支付机关。当时国民党政府给边区发放的法币主要是五元、十元券，面值较大，边区市场上买卖常出现找零困难。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之初并未对外公开营业，不便印发货币，在既不侵犯法币信用又解决辅币问题的考量下，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资产作为保证金，发行贰分、伍分、壹角、贰角和伍角小面值的代价券作为辅币流通，简称“光华票”。

特殊面额代价券的发行帮助陕甘宁边区渡过了国民党的封锁危机。1939年，国民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不仅克扣、停发八路军的抗日经费，还阻挠国际援助款的汇入，这种情况使边区财政陷入极大困境。为解决财政困难，边区银行于1940年印发了面值为柒角伍分的光华商店代价券，两张加在一起就是一元五角，四张加在一起就是三元。柒角伍分券虽然是辅币，但在实际流通中发挥了主币作用，解决了主币不足的困难，这可以说是边区金融工作者的一个伟大创举和重要贡献。

光华票为边区经济建设和货币体系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按照货币学理论，银行对社会的货币供应与货币流通，和商业对社会的商品需求与商业流通，二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光华票的成功发行，使得这一结合更加紧密，成为稳定边区市场、巩固边区的经济金融的有力措施。同时，光华票是抗日根据地在边区政府主导下、边区银行借商业部门名义最早发行的一种货币，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为其他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发行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出台独立的货币发行政策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其后，聂荣臻率领115师一部创建了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时，晋察冀边区包括热河省和察哈尔省全部、山西省东北部、绥远省东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大部分地区，下辖197个县，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000余万。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县普济寺正式成立，关学文任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第一任经理。

建立边区内独立金融体系，出台货币发行基本政策。1938年6月，为了建立独立稳定的金融体系，保障边区的经济自主与安全，晋察冀边区政府明确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发行的基本政策：一是确定边币独占发行，边币为市面唯一的交换媒介，禁止法币、杂钞等在市面流通。持有法币、杂钞者，必须在交易前，先到兑换机关兑成边币，否则不得使用。二是人民有正当理由，需要携带法币或杂钞出境者，随时可持边币到银行换取法币或杂钞。三是允许人民储藏法币，但不得投入流通界。边区政府向民众说明，边区金融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吸收法币，而是防止敌人吸收法币来套买外汇，扰乱金融。四是为了逐渐巩固边币的信用与地位，还必须依赖法币，需要联合在金融上势力最大的法币以打击杂钞。因此，规定边币以法币为基础，边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1：1，与其余各钞兑换则参照市价。五是严禁商人私运法币、现银出境。六是禁止伪钞入境或流通。

进一步明确指导方针，为抗日持久战做好准备。1938年8月17日，党中央、毛泽东专电指示边币发行工作：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浩大军费的来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的斗争；纸币发行的数量不应超过边区市场的实际需要，而且应该有以工业品为主的准备金，如纸币发行过多，就会像法币、伪币那样贬值；可以用边币收买一些法币、伪币，以便从敌占区购买边区短缺的工业品、医疗用品和军需物资；千方百计利用边币将各种杂钞敌币逐出边区。这一指示更加明确了边币在边区的主导地位，从支持抗战、发行数量、对其他币态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交代，为边区金融体系建设与抗战经济支撑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2021）。

边币对发展生产、进口物资、军需民用等提供强大支持。没有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其发行的货币，边区行政、军政的困难是不可想象的。边区银行一方面展开对敌经济斗争、货币斗争，抵制日伪币，打击敌人掠夺边区物资；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发行货币支援大规模军事支出，放贷支持发展根据地农业、工商业，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晋察冀边区银行及其发行的货币是边区财政、军政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三）北海银行币：创新提出“物资本位制”货币理论

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4月开始筹建北海银行，12月北海银行正式营业。1940年，北海银行总行在山东省沂南县成立，原北海银行改为胶东分行，各区分行陆续成立。北海银行逐渐发展成为遍布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地方银行，其发行的纸币逐渐在全省流通，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后统一收兑地方杂钞。

结合战时实际需求，以重要物资作为北海币的发行准备。20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金本位制，在以金银作为准备的前提下，控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同一时期在山东根据地，由于缺乏足够的黄金、白银和美元等外汇作准备，难以实行单纯的金本位制。针对这种情况，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可以用粮食、棉花、食盐等重要物资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并以此调节物价。他对此进行了解释。“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至少有五千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涨，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并且认为：“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为货币发行的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根据地人民是欢迎我们这种货币制度的，他们不要黄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镑”。

领先西方国家金本位制，创新物资本位制货币理论。薛暮桥从根据地金融实践中得到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币值能否稳定，在物资数量确定的条件下，取决于货币发行的数量。他在回忆录中提出，“当时我已经意识到，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发行数量，只要不发生通货膨胀，就可以保持物价的稳定。”薛暮桥的这个认识超越了时代，“当时我万万料想不到，30年后美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来稳定物价，并因此而产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但比我们解放区迟了30年。”从实际情况来看，薛暮桥所主张的控制货币发行量以稳定物价，实际是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货币需求理论的，即M×V=P×Q（M为货币流通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商品价格，Q为商品交易量）。

北海银行币蕴含着革命智慧，传递了红色基因。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11月1日，北海银行正式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光荣完成了历史使命。北海银行的革命智慧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来：物资本位制演变为人民币的“物资储备平准基金”，分区货币整合经验指导应用于全国杂币收兑工作。

（四）冀南银行币：发行低息贷款支持民生经济发展

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敌后战场，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共同决定在山西黎城成立冀南银行，在邓小平亲自指导下，委派第129师供给部部长徐林和出纳科科长梁绍彭组织筹备。10月15日，设在太行区黎城县小寨村的路西行（冀南银行总行）和设在冀南区南宫县的路东行同时宣告成立，并正式发行“冀钞”，冀南银行行长为高捷成，政治委员为熊光炳。

发行农村低利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建党、建政、建军”，确立了“自力更生”的财经工作方针，制定了“减轻人民负担，爱惜民力，加强农业、工业和副业生产”的原则。自此，冀南银行在保障军队供给的同时，把支持农业生产作为银行的重点工作之一，提出“举办农村低利贷款以利发展农村经济”的方针，制定了《各项业务营业办法》，办法中对于农业贷款，无论是公农还是私农，其贷款利率均低于同期的公、私商业及工业贷款利率。通过发放各种贷款促进“冀钞”的发行和流通，初步建立起“冀钞”的信用基础，对促进边区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切实保护人民利益，保障根据地生产建设。1943年7月，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就冀南银行发行的抗日货币“冀南票”作出了这样的论述：“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我们不断地对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以及适时地利用物资，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

随着中小城市陆续解放，开始注重城市金融建设。积极扶持城市手工业、工厂、作坊及运输社的发展，业务侧重短期小本贷款，照顾城市贫民生产生活；积极改造银号，扶助群众性的信用合作社银号的发展。随着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统一各解放区货币迫在眉睫。在艰苦的岁月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为创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做了扎实铺垫。1947年11月，经过中共中央和华北财经办事处批准，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

（五）华中银行币：有力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江淮银行、淮南银行、淮北地方银号、盐阜银行、淮海地方银行等合并成立华中银行，设董事会，董事长为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方毅，陈穆任行长。华中银行是华中根据地设立的区域性银行，其发行货币华中币主要在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浙江等地区流通。

坚守信用增发货币，全力支持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淮海战役前，华野、中野大量部队集结，据华中银行测算，已备的250亿华中币不够支持前线军事需要，原拟1948年冬增发的690亿华中币也不够。军需调度、后勤保障也未转成“强征经济”或“白条经济”，还是坚持用货币征粮、征车役，坚持让老百姓见到他们信任的华中币。华中财经委员会紧急决定，净增发947亿元以继续做好支前工作，确保大军供应。淮海战役后准备渡江战役，动员随军支前民工12.3万人、运输民工193万人，需征粮2.27亿斤、草2.26亿斤、渡江船8302只、运输船12675只。收购、征用、租借量这么大，对货币的需求压力可想而知，1949年2月计划增发2000亿货币。

大规模的货币发行，源于老百姓对华中银行的信任。光靠印钞机印票是无法流通的，靠军力强推也不行。银行以新四军军部所持的金条银圆为开办资本金，军部金库也长期是华中银行总行的金库，后来不断补充储备。金、银及外汇储备不足时，坚持以掌握充分的粮油盐布等物资储备作为钞票发行依据，明确规定以上储备不得低于80%，仅允许20%的信用发行。为避免货币印发超过市场流通承受力，同期在已解放的地区发行公债募集资金（回收货币）。撤离时则做好华中币的回收工作，不让战局动荡、敌我拉锯状态下的百姓因持有华中币而不安、吃亏。例如，新四军部队北撤山东时，华中银行把所存物资全部抛出，回收了流通中的大量货币。

与此同时，华中币还肩负着统一华中解放区货币的重任。1945年11月，华中财经委员会发出《华中财经委员会致各行署关于处理华中各新解放大小城市工商业与货币金融之指示》，命令“华中银行统一之华中币与各地方抗币等价使用，各地方抗币为适应目前的新形势，自华中币公布发行之日起，凡新四军到达之地区，应不分军区界域到处一律等价通用”。当时华中解放区内江淮币（苏北）、大江币（皖江）、江南银行券（苏南）等多种货币并行流通，华中银行肩负使命发行统一货币取代各根据地杂币，这标志着解放区从分散金融走向集中管控的战略升级。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华中银行整体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其分行网络成为人民币南下的重要枢纽。

二

抗战时期货币的主要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货币，以货币信用重构、物资本位创新和立体化货币斗争为核心突破，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时期分散金属币到区域统一信用币体系的质变。在货币性质转型、货币材质革新、发行网络扩张、区域本位建立、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均有显著进步。

（一）货币性质实现根本转型

抗战时期红色货币摒弃土地革命时期的金属本位制（如银圆、铜圆）及大革命时期的兑换券模式，转向由各根据地政府立法推行的信用货币。各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以根据地政权信用为核心担保，锚定粮食、棉花、食盐等战略物资储备，实行“物资本位”制。后期通过立法禁止金、银、法币及伪币流通，强制确立本币的法律地位，使其从单纯的支付工具升级为调控经济、支持抗战的信用工具，标志着我党货币思想从模仿旧金融向构建独立金融体系的转变。

（二）发行体系规模化与地域扩张

相较土地革命时期分散的地方苏维埃银行，抗战时期形成系统化、分层级的货币发行网络。新建的至少20家红色根据地银行，晋察冀根据地的边区银行、山东根据地的北海银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冀南银行、华中根据地的华中银行等，覆盖华北、华中18块主要根据地，部分根据地规模达到数千万人口，流通范围从陕甘宁一隅扩展至敌后90万平方公里。

（三）区域本位币主导货币统一

针对早期苏区货币杂乱的问题，抗战时期推行分区本位制。各大战略区确立核心本位币：山东以北海币为唯一法币，晋察冀独立发行边币，晋冀鲁豫统一使用冀南币，华中地区逐步统一使用华中币等，逐步收编县乡级杂钞。相邻根据地还设立联合兑换所实现有限互通，开展本币与兄弟根据地货币的汇兑。这种“集中发行、分区本位”模式显著提升货币效率，为人民币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货币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

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法定的区域货币制度，规范了货币的流通管理。在货币发行上，普遍建立了货币发行基金，严格了对货币发行量的控制，加强了对市场物价的监测研究、对根据地产值的增量研究以及对各类外汇汇价的追踪掌握。建立了票券发行管理制度和代理财政金库制度，研究掌握货币投放与回笼规律，适时采取相应措施。

（五）货币生命周期相对延长

各大抗日根据地区域本位币的流通存续时间，都远比农村根据地货币要长得多，有些货币的存续期还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如晋察冀边币的生命周期为10年多，冀南币为9年多，北海币为8年多，最后合并为全国性的人民币。而国民党法币的生命周期也不过12年，并且以溃败告终。

三

现实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的金融实践，超越了土地革命时期技术与规模的局限性，形成兼具发行独立、信用实感、制度韧性与战略弹性的治理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当法理主权遭遇现实侵蚀时（如日伪绞杀），当信用基础面临泡沫化时（如法币崩溃），当金融资源深陷错配时（如资本空转），红色货币以战时实验室的极端验证，为当代货币金融治理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危机应对范式。

（一）货币政策独立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与土地革命时期的被动仿制银圆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过立法驱逐伪币、废止法币流通（1941年后），以边区银行垄断发行权。抗战经验表明，货币发行权缺失等同于经济命脉受制于人。独立的货币主权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当今全球金融格局下，主权货币的地位面临数字货币、跨境资本流动等新挑战。抗战经验警示我们，必须牢牢掌握货币发行权和金融治理权，不能将定价权、结算权拱手让人。维护货币政策自主性，确保金融基础设施安全，是应对国际金融博弈、抵御外部冲击的根基。坚持货币主权这一重要支柱，才能为核心利益保驾护航，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安全。

（二）货币信用必须锚定实体经济价值

红色货币的物资本位制（多数以粮棉盐等紧缺物资担保）创造了战时信用奇迹，这与当时法币、伪币的大规模滥发有本质区别。其核心逻辑是将货币信用与可交割实体资产动态绑定，而非简单挂钩贵金属或外币。货币信用的根本在于能随时兑换为切实可用的实体价值物，而非单纯的国家承诺或外汇储备。当今，尽管信用货币体系已成为主流，但防止金融空转和脱实向虚仍是核心挑战。货币政策必须紧密围绕实体经济运行，确保流动性精准注入生产和民生领域，而非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这意味着需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信贷资源与具体的产业活动、就业保障动态关联，从而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重建一种“新物资本位”逻辑，筑牢货币信用的价值基石。

（三）金融资源配置需要服务国家战略

红色货币的信贷投向严格遵循“军事优先、基础生存、生产循环”三级次序。这既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信贷的阶级分配论（侧重贫农），也区别于改革开放初期效率优先的商业银行逻辑。这段历史对当下的金融资源配置提供了深刻镜鉴。它揭示金融政策必须超越单纯的利益导向或市场效率，而主动承载国家战略意志。当前，在应对“卡脖子”技术攻关、保障能源粮食安全、构建内循环体系等重大战略领域，金融资源更需精准滴灌。

（四）金融信用始终要与群众血脉相连

不论是发行低息贷款支持农业发展的冀南银行币，还是用物资回收货币保护人民利益的华中银行币，都将根据地百姓作为货币发行红利的共享者，使之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金融权利。现代金融不应是疏离于群众的资本游戏，而须深深植根于大众的经济生活，服务于实体民生。当今，发展普惠金融、数字金融，正是要让农民、小微主体等传统意义上的“被动使用者”，转变为信用体系的共建者与受益者。唯有让信用权力与财富增长惠及最广大群体，使民众在金融活动中拥有切实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才能真正延续“人民自己的货币”这一红色金融基因，构建起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现代信用共同体。

（五）金融体系需要保持适度弹性

抗战时期创造性地允许多层次货币共生——陕甘宁边区银行主币与县乡布钞、盐券并存——但通过兑换比价锚定核心信用。这种“核心刚性+边缘弹性”体系，比苏俄战时共产主义废除货币的极端做法更适应复杂经济生态。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需要兼具秩序与灵活性。在坚持中央统一货币政策与核心金融机构主体地位的同时，应鼓励地方、社区及合作性金融组织在合规框架下开展多层次、多样化服务创新，以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尤其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乡村振兴等领域，可探索“核心—边缘”协同机制，允许在风险隔离的前提下进行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这种弹性空间既能激发基层金融活力，又能通过核心信用锚定确保整体稳定，从而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元的现代经济生态。

原文信息

作者：

刘津含（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

《国际金融》2025年12期

版面编辑｜周佳敏

主编｜朱霜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