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陆克文要走了。
不是离开政坛,而是离开大使馆——那个位于华盛顿雾谷的澳大利亚驻美使馆。
他3月底正式卸任,比原定任期提前整整一年。
这个决定是他自己提的,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确认了这一点。
没人逼他走,也没人赶他走。
他只是觉得,该换地方了。
陆克文接下来要去纽约,担任亚洲协会的全球主席。
这个职位听起来像是个清谈馆的头衔,但其实分量不轻。
亚洲协会不是普通智库,它在中美之间、亚太内部、甚至跨大西洋政策圈里都有实实在在的触角。
陆克文留在美国,不是退休,是换战场。
他不再代表堪培拉说话,但依然要处理那个他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中美关系如何不滑向全面对抗。
他的大使任期从2022年12月开始,算下来不过三年出头。
时间不长,但干的事不少。
最硬的一块骨头,是确保“奥库斯”(AUKUS)核潜艇协议在美国两党轮替中不被撕毁。
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极难。
拜登政府签了协议,但特朗普2024年赢回白宫后,很多人担心他会推翻前任所有外交遗产。
陆克文没等事情恶化,主动出击。

他频繁接触共和党议员、前国安团队成员、甚至特朗普身边那些对印太事务有话语权的人。
他不是去求情,是去讲利害——澳大利亚买美国核潜艇,不只是军事合作,更是产业链绑定。
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造船厂、核燃料供应商、技术工人,全指着这笔订单吃饭。
陆克文把经济账算得清清楚楚,塞进每个可能动摇协议的人耳朵里。
结果?特朗普政府不仅没废掉奥库斯,反而加快了第二阶段推进。
这背后,陆克文的游说起了关键作用。
他没靠官方照会,没靠外交辞令,靠的是对美国政治生态的熟稔——他知道谁真正能影响决策,也知道怎么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说话。
另一件被广泛忽略但实际影响深远的事,是他推动朱利安·阿桑奇获释。
这事表面看是司法问题,实则是外交拉锯战。
阿桑奇被关在伦敦贝尔马什监狱多年,美国司法部坚持引渡,理由是违反《反间谍法》。
澳大利亚政府此前态度模糊,既不想得罪美国,又承受国内舆论压力。
陆克文上任后,直接把这事列为优先事项。
他没公开喊话,而是在闭门场合反复强调:继续关押阿桑奇,只会让澳大利亚年轻一代对美澳同盟产生根本性质疑。
他把阿桑奇案从法律问题转化成政治成本问题,逼美方重新评估。
2025年下半年,美国突然松口,同意以认罪协商方式结束引渡程序。
阿桑奇最终获释回国。
没人能证明这是陆克文一人之功,但他在华盛顿的密集穿梭,绝对是转折点之一。

他还干了更“枯燥”但更持久的事:把澳大利亚养老金体系和美国资本市场对接。
这事普通人看不懂,但金融圈明白分量。
澳大利亚超级annuation基金规模超3万亿澳元,是全球最大强制性养老金池之一。
过去这些钱主要投本地资产或被动跟踪指数。
陆克文推动它们直接参与美国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甚至量子计算和AI基础设施项目。
他促成几笔数十亿美元级别的合作,包括在得州建AI训练数据中心,在加州投量子传感初创企业。
这些不是象征性签约,是真金白银落地。
黄英贤外长后来提到,这些合作将“在未来几十年增强澳大利亚经济和安全实力”——这话不夸张。
一旦资本深度绑定,两国关系就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同盟,而是利益共同体。
当然,陆克文从来不是个让人省心的人物。
他在工党内部树敌太多。
2010年和2013年两次被朱莉娅·吉拉德掀翻下台,党内积怨至今未消。
他2022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时,不少工党老臣私下抱怨:一个搞过党内政变的人,凭什么代表国家最高外交岗位?
阿尔巴尼斯顶住压力用了他,赌的就是他的能力压倒争议。
更大的麻烦来自他对特朗普的公开评价。
2020年,陆克文在一次演讲中称特朗普是“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总统”。

这话当时没引起多大波澜,毕竟那时特朗普已败选。
但2024年特朗普卷土重来,这话就成了定时炸弹。
2025年10月,阿尔巴尼斯首次以总理身份访美,与特朗普在白宫会晤。
现场气氛一度僵硬——没人知道特朗普是否还记得那句评价,更没人敢提。
事后阿尔巴尼斯承认,那场会面“需要格外谨慎”。
陆克文本人则再未公开评论特朗普,但他在幕后修复关系的努力从未停止。
他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强调自己批评的是政策,不是个人;强调澳大利亚对美忠诚不变;强调无论谁当总统,堪培拉都愿合作。
这种“灭火”工作,外人看不见,但至关重要。
阿尔巴尼斯对陆克文的评价极高。
“他以超乎寻常的精力和纪律投身公共服务”,这话不是客套。
陆克文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亲自审阅每份电报草稿,直接打电话给美国国会助理确认法案细节。
他不用“建议”“可能”“或许”这类软词,而是直接说“必须”“立即”“不可接受”。
这种风格在外交界罕见,但有效。
美国议员乔·考特尼——那位跨党派“澳大利亚之友核心小组”的联席主席——称他为“一股自然之力”。
这不是比喻,是实录。
陆克文能在一天内跑完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四个地方,晚上还能参加智库晚宴并即席发言。
他的存在感强到让对手无法忽视。

现在他要走了。
澳大利亚政府得赶紧找接班人。
热门人选包括前国防部长乔尔·菲茨吉本、前通信部长斯蒂芬·康罗伊,还有前西澳州长马克·麦高文。
三人都有对美经验,但没人像陆克文那样横跨政商学界。
菲茨吉本懂军事,康罗伊熟悉科技政策,麦高文擅长资源外交——但谁能同时搞定特朗普团队、硅谷风投、华尔街投行和国会山议员?
这是个难题。
更尴尬的是,美国至今没派新大使去堪培拉。
特朗普第二任期已近一年,驻澳大使职位仍空缺。
这释放出微妙信号:华盛顿对澳重视程度可能不如从前。
陆克文在任时还能靠个人关系弥补制度空缺,继任者若没同等能量,澳美关系可能出现“单边疲劳”。
影子外长迈克尔莉亚·卡什已经发难,要求政府“尽快确定继任者”,并警告“不能复杂化这种关系”。
这话听着像例行施压,实则点出要害:陆克文之后,澳大利亚可能失去在华盛顿的“非对称影响力”。
他不是靠头衔,是靠个人网络撬动资源。
这种模式不可复制。
陆克文自己倒显得轻松。
他在社交媒体上只说了一句:“出使华盛顿是一种荣誉。”
没提成就,没表委屈,没展望未来。

但他选择留在美国,说明他没打算退场。
亚洲协会主席的身份给了他更大自由度——可以批评政策而不代表国家,可以接触中方人士而不被质疑立场,可以在中美之间当“解读者”而非“传声筒”。
这个世界现在最缺的,不是更多外交官,而是能冷静剖析风暴眼的人。
官方渠道充斥着程式化声明,媒体热衷制造对立叙事,智库报告又常陷于理论空转。
陆克文的优势在于,他既懂权力运作逻辑,又保留学者式的问题意识。
他知道特朗普团队在乎什么,也明白北京底线在哪。
他不会天真地相信对话能解决一切,但也不接受“新冷战”不可避免的宿命论。
他接下来要做的,恐怕不是写报告或办论坛,而是搭建那些非正式但高效的沟通节点。
比如安排中美科技企业高管闭门对话,促成两国退役将领私下交流,甚至推动学术界重新定义“战略稳定”概念。
这些事不上头条,但可能比十次元首通话更能缓解误判。
澳大利亚国内对他仍有争议。
有人觉得他太爱出风头,有人嫌他不够“澳洲”。
但没人能否认,他在华盛顿的三年,是近年来澳美关系最务实、最有产出的阶段。
他没搞大场面仪式,没签华而不实的联合声明,而是把力气花在具体项目、具体人物、具体障碍上。
这种“工程式外交”,恰恰是当前国际环境最需要的。
特朗普政府对盟友的态度向来实用主义。
你有用,就留着;没用,就晾着。

陆克文硬是把自己变成了“有用”的代名词。
他让美国人意识到,澳大利亚不只是个听话的跟班,而是能帮美国在亚太稳住阵脚、在科技竞争中补链、在金融体系中嵌入利益的关键伙伴。
这种认知转变,比任何军售协议都珍贵。
现在轮到下一任大使证明自己了。
如果做不到陆克文那种程度,“我会非常高兴”——阿尔巴尼斯这话听着客气,实则是极高门槛。
他要的不是礼仪性代表,而是能在美国政治丛林里开路的人。
陆克文卸任后,不再受外交礼节束缚。
他可以更尖锐地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也可以更直白地批评澳大利亚的战略模糊。
他不再是国家代言人,反而可能成为更有效的桥梁。
因为人们知道,他说的话不代表堪培拉或华盛顿,只代表他自己——一个看过太多起落、试过太多方法、依然不肯放弃解决问题可能性的人。
旋转门在他身后关上。
前面是纽约的高楼,华盛顿的走廊,还有无数等待拆解的困局。
他不会宣称带来和平,也不会承诺化解危机。
但他会继续尝试,时时刻刻,用他自己的方式。
世界需要这样的人。
不是英雄,不是圣人,只是一个不肯停手的解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