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强大的货币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基石，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在当前百年变局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去美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民币机遇与挑战并存。目前对我国而言，使经济扭转下滑趋势，保持稳定增长幅度，是构建强大货币的最基本条件。同时，要制定正确的全球货币战略，积极倡导和实践增量改革，探寻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均衡发展模式。

作者|周颖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进一步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其中，强大的货币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基石，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01

何谓强大的货币

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五种职能。一个强大的货币应该在这五个方面中都发挥强大的功能。同时，马克思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指出，“货币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

货币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商品货币制度到金属货币制度再向信用货币制度演变的过程。金属货币制度从最初的“银本位制”发展到了“金银复本位制”“金本位制”，后来由于金属本位货币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信用货币制度就诞生了。从我国历史看，宋代诞生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对当时的技术创新和经济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换言之，货币创新助力生产力的发展。

王永利（2024）认为，脱离具体实物价值约束，货币作为纯粹的价值尺度，必然要求货币的币值应该尽可能保持稳定，才能得到全社会最广泛的认可与接受，成为流动性最强的价值通证，更需要最高级别的信用保护，成为信用货币。在国家主权独立、尚未实现全球统一治理情况下，最高级别的信用是国家信用（主权和法律保护），货币表现为国家（包括国家联合体，如欧元区）信用货币（也称主权货币、法定货币）。

在信用本位制下，信贷投放是信用货币发行的主渠道，货币的贮藏功能表现在避险需求上，一个强大的货币意味着在危机期间仍能保持币值稳定，投资者对以其计价的安全资产的避险需求强盛。

支付手段也随货币制度不断演变，由最初的贝壳等商品，演变到后来的贵金属、纸币。而电子支付的出现，使得实物货币的应用范围逐渐缩小，绝大多数支付是银行转账支付，包括信用卡、POS机等其他支付终端设备及背后的结算和清算操作，跨行清算系统是实现支付功能的重要基础设施。

世界货币是在世界范围得到普遍认可并能发挥国际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的货币，每种世界货币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实力和机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种所谓的“货币”概念和实践纷至沓来（王永利，2024），包括：重新回归金属本位制或寻找新的货币锚定物；与一篮子主权货币结构性挂钩打造超主权世界（区域）货币（如SDR）；运用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打造私人和公共数字货币和资产，如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电子货币和加密资产（如比特币、全球稳定币等）。

02

英美何以强大的货币建设金融强国

（一）以黄金为基础的英镑本位制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有一个观点，即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Hicks，1969）。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以此可见一斑，而金融革命首先是货币制度的革命。英国在1717年率先施行了金本位制，并于1816年发布了《金本位制度法案》，正式从制度上予以确定，以“沙弗林金币”作为通货基础。由于黄金具有稀缺性、均匀性、可分割性、耐久性等特点，它被视为一种稳定而可靠的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1821年，英格兰银行宣布，其发行的英镑纸币随时、无条件兑付沙弗林金币，这使英镑从金属货币中信用化（方明，2013）。

由于英国是“世界工厂”，贸易地位又特别突出，英国的金本位体制正式确立后，原本采取“金银本位”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纷纷效仿以黄金为“锚”，形成了统一的货币体系——“国际金本位”制度，使只具有信用货币性质的英镑成为与黄金等同的国际货币。从1816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国际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基础的英镑本位制。一战后，由于英国实力的下降，国际货币体系走向金汇兑本位制，但在大萧条的影响下，英国于1931年退出金本位制。

（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1929—1933年的大萧条促成了货币体系的重大改革，美国在1934年放任美元贬值并在国内建立了一种信用本位，而国际上仍沿用金本位制，两者的结合使美国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同时，美国推出《互惠贸易法案》，先后同2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条约，成为打破英国帝国特惠制的有力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根据1941年签订的《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了价值约500亿美元（按现在计算约为7000亿美元）的武器、食品、原料等物资，并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

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与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双挂钩原则，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恢复和稳定。由于美国国际收支失衡导致黄金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有缺陷暴露无遗，1961年建立的黄金总库也于1968年解散，美国政府用国债替代黄金推动美元成为国际信用货币。1971年，尼克松总统终止了美元和黄金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解体。

美国为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将石油这一最重要的国际大宗商品作为新的锚定物。1974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秘密签署协议，沙特承诺石油出口贸易唯一的计价和结算货币为美元，并将石油收入购买美国国债，形成美元回流机制，“石油美元”体系正式确立。大宗商品定价权是美元国际化的基础，由美元衡量的大宗商品期货定价体系则实现了大宗商品的金融化。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牙买加协议》确定了黄金非货币化，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美元本位制。

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世界各国采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其本质是美国作为一方，负责“生产”美元，而世界其他国家作为另一方，负责生产用美元交换的产品。如果说，传统国际货币的铸币税是货币性收入，那么美元体系信用扩张带来的巨大收益则是资本性收益推动美国经济脱实向虚，而且拓展到全球体系中，是对“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价值”的体系性占有（王湘穗，2017）。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表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03

百年变局下的国际货币体系

（一）去美元化与货币博弈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逆全球化愈演愈烈。不仅产业链、供应链出现逆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也出现巨大变局。美国国债总额超过34万亿美元，偿债能力备受质疑，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多国央行不断减持美债，“去美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将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伊朗央行已宣布计划要发行自己的加密数字货币（石油币）以绕开美元对石油交易的限制，并将原油、黄金等战略资源作为实物抵押。欧盟也已公布了其在全球市场挑战美元主导地位的全方面新计划，比如，德、法、英等国正在建立起和伊朗贸易支付的新渠道INSTEX，而这可能只是欧洲多国“去美元化”的开始。

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欧元是唯一一个可以同美元抗衡的货币。但欧元从一诞生开始，就遭受美国发动战争的打击，包括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其背后都是美国为了打击欧元。这次俄乌冲突的背后也有美国打击欧元的战略博弈。2022年2月，美欧禁止俄罗斯的几家主要银行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同时冻结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如果俄欧能源关系彻底切断，重创的又将是欧元。

但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也动摇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任根基。2023年3月11日，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在北京宣布全面和解，撼动了石油美元的地缘政治基石。3月28日，东盟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主题是如何转向以本币结算以减少金融交易对美元等的依赖。

（二）人民币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大量外汇盈余通过外汇占款的形式使得中央银行发放基础货币，扩大货币供应，这是一个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的过程，这个阶段人民币的锚主要是美元信用。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推出了四万亿刺激方案，外汇占款的比重开始下降，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债权显著上升，其背后是有中国特色的土地信用，包含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居民围绕土地及其建筑物从银行获得贷款。这个阶段中国货币信用的“锚”就是土地。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启动人民币国际化。持有大量美元的中国，开始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流动性支持。时任人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2009年7月，中国开始在上海等地试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并于2011年4月推广到全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不断上升。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个“机遇”是欧债和美债危机，一些国家的央行开始购买中国国债。

2016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并赋予10.92%的权重，使人民币成为第三大权重货币；2022年5月IMF又将人民币在SDR中权重上调至12.28%。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显著增长。2022年9月后，中俄两国已经转向以人民币结算供应能源。2022年12月，中方在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宣布，在接下来的3年到5年内，将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2023年3月29日，中国和巴西达成协议，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以本币开展贸易。

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试图在金融领域“去中国化”，美联储于2020年3月宣布设立海外央行回购工具，在已有的美元互换工具基础上，进一步加码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一个以美元为核心、明确排除人民币、联合各主要经济体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网络已呈雏形。

全球金融市场呈现持续动荡也给我们敲响金融安全的警钟。2020年4月20日，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WTI）期货的“负油价”使中国银行的原油宝遭受巨大亏损。2022年3月8日，伦镍“逼空”风暴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爆发，再次提醒我们国际金融市场话语权的重要性。美欧对俄罗斯动用“金融核武器”更是提醒我们必须提前为可能被禁止使用SWIFT甚至被冻结外汇储备做好最坏准备，这种事可能也会发生在中国身上。

2022年以来，美联储激进的美元加息政策不断打压人民币汇率，在发达国家目前实行的生产链转移和供应链分散策略的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显著下降的趋势。同时，在美元加息的影响下，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利息成本、还款压力大大增强，导致了债务危机，而西方媒体却将此归结为中国“一带一路”造成的“债务陷阱”。此外，意大利在美国的影响下退出了“一带一路”，意方的决定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信心产生影响，尤其是那些考虑加入或已经加入倡议的国家。

此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系统）有待加强，尽管CIPS系统覆盖了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但从体量上看远不及SWIFT。根据IMF和世界银行发布的相关数据，2020年中国的金融开放度大约仅为OECD发达国家的14%。同期，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比重不足2%，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持股市值和业务占比均不到5%。同时，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开放度也难以让离岸人民币获得足够的投资机会和收益，还不具备维持人民币回流的客观条件。

04

中国如何在百年变局中构建强大的货币

不管是金本位制度下的英镑，或是信用货币制度下的美元，其强大的货币基础都需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上，而英镑的衰落及美元的削弱，则与其经济实力下降密不可分。因此目前对我国而言，如何使经济扭转下滑趋势，保持稳定增长幅度，是构建强大货币的最基本条件。

同时，要制定正确的全球货币战略。超主权的世界货币的设想知易行难，现行美元体制的存量改革进展缓慢，中国积极倡导和实践增量改革，探寻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均衡发展模式。

（一）争取人民币国际定价权，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一国的货币创造和国际货币创造早已经进入信用货币体系，因此退回到金本位制是不现实的。但是，一些关键生产要素的定价权对于货币的强大至关重要。

石油是世界的主导性能源，全球原油贸易定价主要按照期货市场发现的价格作为基准。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WTI）和欧洲布伦特（Brent）原油期货长期主导着国际原油的定价权。2018年人民币原油期货上市后已成为亚洲及中东地区最大的原油期货市场，具备一定的国际定价权。所以，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原油期货的国际化水平和开放程度，放开原油进口配额和成品油进出口配额。有了真正的现货市场，也就夯实了期货市场的基础，这将有利于形成能够反映中国及亚太地区供需情况的价格，成为真正有区域甚至是国际影响力的定价基准，避免重蹈原油宝事件的覆辙。

随着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的推进，国内外学者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 “关键金属”与“低碳能源”之间的关系，能源转型无疑会动摇石油的锚定物地位。新质能源生产力将对石油的依赖，变成了对关键金属的依赖。目前的格局是对石油和对关键金属的双重依赖（陈伟强等，2022）。因此，要争取其他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逐步使人民币钉住一篮子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和关键金属，为人民币寻找新的“锚”，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数字货币的兴起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和重塑不容忽视，要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试点，构建起以数字人民币为媒介和计价货币的跨境支付结算新体系，夯实数字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落地的技术、设施与规则基础，从而提升国际话语权，促进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

（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其国际使用

一方面，世纪疫情和俄乌战争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要进一步发挥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方面的优势，给其他国家提供大量外债供应和物质商品出口，并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租借法案》的做法。

另一方面，需要未雨绸缪，降低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例，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系统）在海外的建设与使用，打破美国控制的SWIFT和CHIPS等系统的垄断。对于一些非强势货币国家，可从双边本币结算或双边本币互换的形式逐渐过渡到CIPS系统的接入与覆盖，但也要注意须符合他国的经济体系和规则。

同时，货币国际化应该以实体经济和贸易活动作为根本驱动力，结合全球产业链的演进培育人民币真实需求。在贸易层面，人民币计价结算规模应与中国在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相适应，从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汇兑风险。在投资层面，中国企业“走出去”应结合产业链的调整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布局，出台“离岸银行”“离岸证券”“离岸保险”减免税政策鼓励中资银行、基金、征信等金融机构“跟出去”国际化。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境外使用的过程中，不要去宣扬要用人民币替换别国的本币，应“持中不过”，保持在美欧两大币缘圈之间的动态平衡，并利用它们的矛盾进行合纵连横。

（三）加强各种国际合作，扩大人民币的币缘圈

如前所述，美国通过《互惠贸易法案》大大拓展了国际合作，提升了美元的币缘圈。笔者的研究表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影响力明显提高，这得益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在“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设施联通”等方面的合作（周颖刚和程欣，2023）。可以将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推广和使用融入“五通”合作中去，构筑数字人民币落地的经济、文化和政策机制，进一步切实扩大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

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2023年6月2日对15个签署国全部生效，涵盖约全球一半的人口，GDP约占全球的32.2%，贸易额约占全球的29.1%，成为全球涵盖人口最多、最具潜力的区域自贸协定。未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协调RCEP国家间的产业合作与竞争，推动产业链重构整合。借助RCEP生效的东风，可开展境内离岸人民币业务试点，提供高度开放和投资便利化的离岸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中国企业与区域成员国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提供在岸、离岸结算和支付服务。

此外，要整合已有机制，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因对IMF救助亚洲金融危机不满，清迈协议（CMI）和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应运而生，虽然经历了多轮发展和完善，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被成员国启用。短期内，CMIM需扩大资金规模，完善贷款工具的种类和期限；成员国的份额缴纳方式需从目前唯一的认缴方式扩充为认缴与实缴并存。从长期看，立足于本区域的需求，将CMIM升级为亚洲区域货币基金，是在新形势下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促进区域金融一体化以及构建一个更有效、可持续的区域金融合作制度性安排的重要举措。

（四）加快金融开放，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

贝泽赟等（2023）研究各国货币“锚”地位的动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发现贸易联系是人民币提升“锚货币”地位的主要驱动因素，但金融联系对人民币“锚货币”地位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相比于其他“锚货币”经济体，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仍然相对较低，应当借鉴主要锚货币的经验，提高金融开放水平，拓宽与其他经济体金融联系的渠道。这有望使金融联系成为提振人民币锚货币地位的新引擎。同时，应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强化人民币金融交易功能和避险功能。这有利于离岸人民币的回流机制的形式，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当然，我们要把握金融开放的度，提高金融风险的监督和管理水平。以人民币汇率为例，政府和央行应及时出手干预单边趋势性的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稳定人民币汇率及其预期，避免汇率的大起大落（特别是单边趋势性贬值或升值），使之在一个合理区间内波动，其下限是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上限是有效舒缓对外经济和贸易的压力。

来源｜《中国经济问题》

版面编辑｜单抒文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

主编｜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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