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

“下野”后，蒋介石躲在了他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过上了看似悠闲的乡居生活。但实际上，他的野心和权力欲望从未消退。

妙高台位于溪口雪窦山巅，地势险要，三面凌空，下临深渊。蒋介石选择这里作为他的临时指挥部，在妙高台的别墅中架设了多部电台。每天，电报声不断响起，来自各地的情报和指令在这里交汇、传递。许多国民党官员不顾路途遥远，前来向蒋介石当面汇报工作。

小小的溪口，一时间取代了南京，成为了国民党新的权力中心。

台湾传记作家 王丰：

“他用国民党的总裁的名义要来指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指挥前线的军队。”

在溪口的日子里，蒋介石常与家人亲友游山玩水，看似沉浸在寻常岁月的安宁之中，内心却暗流涌动。中央银行库房里堆积的那些黄金，始终是他放不下的心事。对他而言，能否牢牢掌控这批财富，直接关系着他维系权力的筹码。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红民：

“1948年年底的时候，蒋介石还是‘总统’，1949年2月份再运这个钱时，他不能用政府的名义去调拨这笔钱了，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用了军队的名义把这个钱拿走。”

蒋介石为调取黄金找到的名目，被国民党内部称为“预支军费”，就是用军费支出的理由，从中央银行的库房里预先支取一批黄金，用来发放前线部队的军饷。

蒋介石把这个担子，压在了吴嵩庆的肩上。

吴嵩庆与蒋介石是同乡，当时在国民党军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工作，执掌着国民党全军的军费事宜。这个特殊的职位便利，再加上同乡之间的情谊，让他成了运作黄金转移的最佳人选。 吴嵩庆接受秘密命令后，立即着手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协商。

面对这笔“狮子大开口”的巨额军费申请，财政部负责人徐堪犹豫不决，担忧此举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挤兑风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景平：

“在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这样一个框架体制之下，财政当局、其他行政当局，对于黄金的大批调出是比较谨慎的。我觉得实际上徐堪是意识到这当中有异样的、特殊的考量，所以他在程序上、手续上会表达不要轻易地、轻率地就让大量的黄金外运。”

为了争取徐堪签字，吴嵩庆提议先支取一半数量的黄金，但这个方案仍遭到了徐堪的拒绝。

为了打破僵持的局面，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紧急抵达上海，并以战事紧急、前线催饷作为理由，要求徐堪签字同意提调黄金。最终，在蒋经国的斡旋和多方施压下，徐堪只能点头同意。

蒋介石打着军费的名义运走黄金，直接造成了国库的巨额亏空，也给上海的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

近现代史研究学者 王晓华：

“因为发行钞票是需要有准备金的，把大批的黄金都运走了以后，黄金没有了，金圆券就废纸都不如了，严重破坏了上海的经济和市民的生活，包括失业率激增、工厂倒闭，无法维持汇率的稳定，外汇市场也失控了，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

这份由当时上海市政府统计处编印的《上海市经济统计简报》，更直观地展现了这种掠夺带来的恶果。自1949年1月起，上海的物价趋势陡然上扬，1月至2月间更是呈现出急速增长攀升的态势。

对于蒋介石秘密转运黄金的行径，当时的一些报刊媒体予以揭露和批判，让广大民众得以看清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的真实面目。

面对舆论的揭露与批判，蒋介石转运黄金的行动并未收敛，反而更加急切，索性将一些黄金的运送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

衣复恩性格不张扬，行事果断，这让多疑的蒋介石对他格外放心。

衣复恩从国民党空军中挑选出七八架飞机，组成了一支秘密运输队。这些飞机被安排部署在上海江湾机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2月6日入夜时分，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块块黄金被偷偷清点，匆匆装箱，随即被搬上运输机，运往台湾。

这份珍藏于上海市档案馆的中央银行档案，清晰地记录下了台湾收到一批黄金的具体数额和签收时间：运台黄金壹佰陆拾箱计纯金约伍拾伍万肆仟叄百玖拾肆市两，2月8日。

这仅是蒋介石转运黄金的一部分。到1949年3月，国民党转运黄金的数量高达300多万两。可是，再多的黄金也填不满国民党统治溃败的黑洞。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作为首席代表率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与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展开谈判。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多方协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接受了中共代表团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然而，国民党当局却拒绝签字，执意要凭借长江天险实现“划江而治”。这场旨在争取和平的谈判，终究因国民党的顽固立场而破裂。4月20日夜，长江炮声响起，宣告着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

蒋介石机关算尽，以多种手段转运黄金，终究难逃历史与人民的裁决。那些黄金是老百姓用血汗积累的家底，却被他视作维系独裁的筹码，在战火中向台湾转移。事实证明：背离民心的道路，终是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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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CTV国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