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26年2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大部分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大幅提高关税的政策表示不满。数据显示，有60%的人对该政策持反对意见，其中39%的人表示强烈反对；而支持提高关税的仅有37%，其中仅有13%是强烈支持。具体到两党的支持态度，共和党人中约有七成支持关税提高，28%的人表示反对；而民主党人中，约九成不赞成此项政策，其中70%强烈反对，仅有7%支持。总体来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仍然获得了共和党基本盘的支持，这也是他坚持高关税政策的重要民意基础。另外，约一半的美国人（52%）表示，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其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美国经济状况更为恶化，而28%的人认为白宫政策改善了经济，只有19%的人认为经济状况未见明显变化。

高关税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是完全相悖的。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通常表现为，尽管消费者能享受较低的成本，但却有特定行业群体深受其害。而关税政策则是相反的，普通消费者要承担更高的成本，受益的则是少数特定行业。以往，美国政府加征关税时，通常是通过301调查针对某些特定行业进行，旨在保护这些关键行业。但在过去一年的对等关税风暴中，特朗普显然想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2025年4月2日，他宣布对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全面关税，并把这一天定为解放日。然而，由于市场反应过于负面，特朗普一度收回了这一威胁，并给各国九十天的谈判期限。在一对一的谈判中，美国充分运用了胆小鬼博弈的策略。根据博弈论模型，如果双方都选择妥协，则双方的收益为2；如果双方都选择对抗，收益为0；如果只有被威胁的一方妥协，则被威胁方的收益为1，美国的收益则为3。

由于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无法与美国抗衡，即使双方贸易关系断裂，尽管美国也会遭受损失，但相对而言，损失更多的是其他国家。因此，大多数国家只能选择向美国妥协，并接受各种苛刻条件，最终美国艰难地达成了一系列框架性质的贸易协议。

在特朗普的世界观里，美国始终是吃亏的那一方，所谓的对等关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对等，而是要弥补美国的损失。从特朗普所达成的各项贸易协议来看，整体上呈现出两种思路：一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例如越南、印度等，这些国家需要同意将对美进口的关税大幅低于美国的关税，比如对美国产品实施零关税，同时承认20%左右的对美出口关税。这个20%的比例并非凭空设定，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的《重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一文中，他引用了最优关税理论，认为美国的最优关税水平应为20%。因此，美国对多个国家的关税基本都在15%到25%的范围内，尤其是针对钢铝、汽车等特定行业。第二种思路则主要针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接受高关税的同时，还需要增加对美投资或提供其他可量化的经济利益。特朗普在征收对等关税后表示，多个欧洲和亚洲国家的领导人都主动与他进行谈话，试图说服他降低关税税率，但特朗普明确表示：他们来到谈判桌前，除非他们每年支付一大笔钱，否则谈判不会有任何进展。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欧盟、日本、韩国等国承诺将进行数千亿美元的高额投资，然而这笔资金至今尚未到位，成为美国与这些国家贸易关系中的潜在炸弹。

特朗普之所以如此坚持高关税，并异常重视外来投资，主要是因为他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向分配，简单来说就是用政策买选票。与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不同，美国国内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分裂。特朗普并不关心民主党选民的反对和抗议。通常认为，民主党支持者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更大，而铁锈州的MAGA支持者则是经济全球化和大量进口的受害者。因此，对特朗普而言，他的高关税政策实际上是伤害了内部敌人，而对于这些敌人的反对他并不在意。如果通过关税政策获得大笔机动资金，或者吸引大量外部投资，特朗普政府就能把这些资金回馈给自己的支持者，尤其是在关键的摇摆州，为中期选举和下届大选加分。而至于关税政策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特朗普政府似乎并不太在乎。

每隔一段时间，世界格局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企业和个人也都在变化的浪潮中告别旧时光。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中美关系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变局发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某种程度上也更容易被接受。因为民主党的去风险和小院高墙政策，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或许未来中美可以找到一种新的相处方式，不必走向彻底脱钩甚至对抗，而是实现有管控的竞争。然而，特朗普的做法却大不相同，他将美国的国际地位放在一边，毫不掩饰地进行打压，削弱任何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在此过程中，特朗普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道德感，他主动承担了重构全球秩序的责任，推行了所有责任都在美方的外交策略，这一策略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的现实。回顾过去，经济全球化更像是美国霸权鼎盛时期对人类社会的一次探索，如今，世界正逐渐恢复其历史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