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解放战争即将爆发时，国共两军的数量差距非常大。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超过了430万，且装备现代化，几乎是全美式的，而我军的总人数还不到150万。然而，正是凭借着这支相对较小的队伍，我们不仅成功打败了敌人，到了1949年9月时，解放军的兵力已经突破了500万。那么，蒋介石政府在总结失败时，喜欢将失败归咎于地方军阀不服从调度，导致合作困难。可是，为什么我军虽然有很多将领手握重兵，却没有出现类似的军阀割据现象呢？

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割据一直是反复交替的状态。正如《三国演义》所提到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循环往复的现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像汉唐这样的强大朝代，一旦经过鼎盛时期，地方上的割据现象便开始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战乱。这种局面，无论是在世家大族还是普通百姓中，只要掌握了兵权，就有可能通过战争扩展自己的领土。而这个根据地一旦建立，无论是图谋扩展到整个国家，还是保持一隅安宁，都会成为中央政权的心头大患。这种割据的局面，持续了几千年。

即使在距离新中国成立不久的蒋介石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也无法完全指挥地方军阀，地方军阀依然有较大的自主权。北伐战争的结果并不是消除了所有军阀，而是消除了旧有的军阀，为新的军阀提供了上位的机会。那么，在我军将领手握重兵，权力膨胀的情况下，是否会重复历史的错误，形成新的军阀？究竟是什么避免了这种局面，又保证了我军的战斗力呢？老一辈的领导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毛主席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的个人地位并不是凭空得到的，而是凭借他个人的能力和政治手腕赢得的。《三国演义》中，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不惜三次亲自请教，最终获得了诸葛亮的支持。起初，关羽和张飞并没有看好诸葛亮，因为他们觉得仅凭言辞无法打动他们，只有通过实际战斗表现出自己的本事，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毛主席虽然在加入革命之前已经在政治和文学上有所名气，但在当时的许多行伍出身的将领眼中，他还是一个文人，缺乏实战经验。然而，在红军面临反围剿失败、撤退到西北的关键时刻，毛主席通过指挥四渡赤水，成功地把国民党百万大军摆布得团团转，彻底改变了这些将领对毛主席的认知。毛主席的这一战役，犹如诸葛亮出山后的博望坡之战，一举奠定了他在我军中的威望。从那时起，毛主席的军事指挥经验成为了许多指挥员学习的榜样，他们对毛主席的敬佩也逐渐增强。

红军成立初期，毛主席就已经在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而做准备。他提出要以政治与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这里的现代化，不仅仅指的是武器装备和军衔军职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军队的定义。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人民的儿女，是保家卫国的勇士，还是抢险救灾的先锋，甚至是富国开荒的先驱。军队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工具，也不会成为某个领导的私人武装，军阀割据的土壤因此也失去了生长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

毛主席明确指出，军队的掌控是极为重要的，他曾说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有了枪，确实可以造党。毛主席深刻理解军队的作用，认为军队不仅能出政权，还能决定一切事物。因此，毛主席对于军队的政治建设非常重视，这也成为我国人民军队基层建设的核心理念。从三湾改编开始，我军就形成了党指挥军队的共识。党组织深入到每一个连队，政治委员不仅是政治领导人，也是战斗中的一线指挥员，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模式。

这样一支与党性紧密结合的军队，成了最坚定的党支持者。1938年，张国焘曾是手握兵权的高级领导，但他背叛了党，却发现无法调动他手下的兵力支持自己的叛变，这正说明了人民军队对党的忠诚。张国焘并非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背叛的高级领导，但一旦背离原则，就再也无法依靠权力来掌控军队。千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信仰、不为私利而行事的人，才能获得军队的支持。

通过长期的建设和培养，人民军队能够淘汰那些不纯洁、滥用权力的领导者。这一过程像大浪淘沙，经过时间的磨砺，只有那些真正为人民和革命服务的人，才能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