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材是古代重要的经济作物和商品，药材的流通和药市的兴起，促进了市场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古代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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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是历代重要经济作物

药材最初由野外采集得来，故有神农尝百草而一日遇七十毒的传说。种植药材没有山高路滑的危险，没有虎豹虫蛇的威胁，产量稳定且不易辨识错误，如果用于贸易，则能带来不菲的收入，自古以来药材便是重要的经济作物。

早在先秦时期，药材已经是经济作物。《诗经·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诗中的郁为郁李，葵为冬葵，都是常用的中药，已经开始人工种植。《范子计然》传说为范蠡所著，有很多药材贸易的记载。到西汉时，种植药材成为致富的捷径，《史记·货殖列传》载：“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栀子、茜草、姜和韭菜子都是常用的中药。西汉《氾胜之书》记载了13种食药两宜植物的栽培。东汉崔寔著《四民月令》，记载有中药的栽培采集。

晋代上党人石勒在自家园子里种植人参，收获后贩卖谋利，为日后起兵积累了财富。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记述了胡麻、蒜、地黄、红花、吴茱萸等20余种药材的栽培方法，并记载青州将蜀椒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今青州有蜀椒种，本商人居椒为业，见椒中黑实，乃遂生意种之……遂分布栽移，略遍州境也。”

隋代出现了《种植药法》《种神芝》等介绍中药栽培的专著。唐代有药用植物园，并设置药园师，负责按时种莳，收采诸药。孙思邈《千金翼方》记载了枸杞、牛膝、合欢、车前子、黄精、牛蒡、商陆、五加、甘菊、地黄等中药的种植方法。杜甫、柳宗元都曾种植药材补贴经济不足，柳宗元《种白蘘荷》：“华洁事外饰，尤病中州人。钱刀恐贾害，饥至益逡巡。”

宋代将专门种植药材谋生的人称为药户。元符年间，四川彰明县盛产附子，年产量达16万斤以上，县令杨天惠亲自调查，著《彰明附子记》，记载彰明附子所产区域、种植规模、栽培技术、采收加工、商品规格、优劣鉴别、市场销售及经济效益，指出该地之所以盛产附子，与经济收益有很大关系。“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岁获亦倍称，或过之。”宋代士大夫也多种植药材增加经济收入，如司马光《酬赵少卿药园见赠》：“满城争种花，治地惟种药。栽培亲荷锸，购买屡倾橐。”陆游《山家五首·其二》：“种药为生业，弹琴悦性灵。”《即事》：“钓鱼每过桐江宿，卖药新从剡县回。”

明清时期，各道地药材产区基本形成，药农大面积种植药材，每亩收益甚至达到种植粮食的十倍以上，促进了药材的商品化生产。河南怀庆府以种植“四大怀药”闻名于世，明代谈迁《枣林杂俎》引《密县志》载：“怀庆地黄，盖藉济水灌畦而肥也。不知密县东北一带旅生实繁，苗时怀人用青蚨贸去，每斤值五六文耳。计其所获，亩鬻十金而饶。”清代王凤生《河北采风录》载：“沁河以南，地土肥美，栽种药材，虽工本较重，而所得资利十倍五谷。其最著者地黄、山药、牛膝等物，获利更厚。”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载：“地黄、山药，百穜之饶，利益滋甚。”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乡民纷纷种植药材。清代范照藜写诗描写怀庆府种植药材情况说：“乡民种药是生涯，药圃都将道地夸。薯蓣蓠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刘开描写安徽亳州种植芍药盛况，《城东观芍药歌》：“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戴梓描写浙江桐乡官府引导村民种植菊花，《送鲁广文霞峰之桐乡县任》：“宦游返国情应洽，乡语临民赋易完。退食谩筹黄菊计，课耕喜近白云峦。”《武陟县卫生志》载，1880年，武陟县年产地黄40万斤、山药5万斤、牛膝15万斤、菊花2.5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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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贸易促进经济发展

《山海经》中已经有药材产地的记载，《范子计然》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商品学专著，所载大部分药材都有质量标准，如产地、形状、粗细、色泽、质地、气味、采收季节等。《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大宗商品如姜、桂、连、丹沙等都属于药材。战国后期的巴寡妇清以贩卖朱砂获利，名扬天下。

药商是汉代的常见职业。《后汉书·逸民列传》载，韩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中医买药不二价典故即从此而来，这种诚信经营的理念被后世商家所推崇，司马光《独乐园七咏·采药圃》：“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汝南人费长房为市椽，负责市场管理，工作中结识了在市场上悬壶卖药的壶公，拜其为师，学得“医疗众病”之法，悬壶济世典故因此而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医家和药家开始独立成不同的行业，医家负责诊治疾病，药家负责炮制贩卖药材。这种分工有利于降低药材成本和医疗费用，但也导致医不识药，陶弘景说：“众医都不识药，惟听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采送之家。”由于药材的商品化，导致出现假冒伪劣产品。陶弘景说：“以次疗病，固难即效，如斯并是药家之盈虚，不得咎医人之浅拙也。”刘宋雷敩著《雷公炮炙论》，也反映出当时药品炮制从医家独立出来，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唐代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药材经济尤其繁盛，药材市场、流动卖药和药材进出口贸易并存。柳宗元《宋清传》载：“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宋清的药材贸易额巨大，“积券如山”，但他不唯利是图，成为医药家的楷模，宋末元初谢枋得《赠何古梅学医》：“神功端不让思邈，古道依然如宋清。得钱卖药少取利，无钱乞药喜舍施。”长安还有卖医药保健品的，《太平广记》载，在西市有一家卖饮子的，百文一服，可预防治疗多种疾病，获利甚极。

洛阳香药铺很多，曾有24家香药铺合资在龙门修建石窟。扬州有常年药材大市场，皎然《买药歌送杨山人》：“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四川梓州有一年一度的大药市，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载：“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玄龙冲地，货其所赍药，川俗因谓之药市，迟明而散。”在唐代，成都的药市已经形成，广东的进出口药物贸易很繁盛。药市促进了全国药材的流通，白居易《城盐州》：“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

宋代药市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东京开封药肆众多，从《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斑。临安药肆林立，《本草纲目》载，宋孝宗患痢，被一小药肆治好，赐以捣药金杵臼，人遂称金杵臼严防御家。梓州药市增加为3天。成都药市发展壮大，王灼《送凝上人成都看药市》：“蜀山富奇药，野老争藏收。九日来成都，塞断长仪楼。”从事药材贸易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度正《步自玉局会饮于判院涂丈廨舍正得日字》：“小亦挟千镮，多至金百镒。”很多人事药品贸易，卖药以代耕。陆游《卖药翁》：“老翁如我老，卖药以代耕。”陆九渊兄弟六人，他的哥哥陆九叙开药肆谋生，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

明清时期，河北安国、河南禹州、安徽亳州、江西樟树四大药材市场脱颖而出，成为全国性的药材集散中心，对当地和周边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樟树药材贸易兴隆，朝廷在此设课税局，并成为全国税收最多的33个府州镇之一。1851年，禹州有药行40家、药棚80家、丸散铺70家，相关服务人员5000余人。20世纪30年代以前，安国药市的药业坐商和行商约有4000多家，相关服务人员四五万人。

药商“十三帮”在明清时期乘势而起，这些商帮资金雄厚，商业网点遍布全国，他们在各地建立会馆、组织参与药材交易大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十三帮”中的怀庆帮，南到湖广，北达天津，东通冀鲁，西去川陕，在全国各地建立怀庆会馆，修建药王庙，进行药材贸易。康熙年间，在汉口经营怀药的怀商“协盛全”占用“全记巷”，资金达100万两白银；“杜盛兴”占用“杜家巷”，资金达60万两白银。乾隆年间，祁州（安国）修建药王庙，“杜盛兴”捐银40万两。天津有怀庆会馆，大侠霍元甲早年曾在此搬运药材。禹州有怀帮会馆，修建豪华，当地有“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邦一个殿”的说法。怀商资金雄厚，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力。1934年，以贩卖怀药起家的怀商鲁连成去世，国民政府高官林森、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程潜等20余人题词悼念，章炳麟为之书写墓志铭。

◎本文原载于《中国中医药报》（作者：黄新生），内容略有删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