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27日下午，“2025国际货币论坛”主题论坛三成功举办。本分论坛聚焦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多名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7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南开大学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南开大学国家创新与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25国际货币论坛”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论坛主题为“地缘经济风险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策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地缘经济风险、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加密货币、数字金融等议题展开研讨。

27日下午， 主题论坛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北大厅成功举办。论坛由 IMI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贲圣林主持。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融资与资金管理局局长金中夏，国际清算银行（BIS）原高级经济学家赫伯特·波尼施(Herbert Poenisch)发表主旨演讲。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国家一级教授王国刚，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萍，海南国际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博，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鄂志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并购与投资研究所所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汪昌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IMI副所长、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涂永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曲凤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徐德顺等嘉宾围绕“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历史、现状与未来”的论坛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广泛交流。

（主题论坛三会场全景）

会议伊始，贲圣林对在场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的变革，在国际货币领域，欧元的稳定运行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推行，正在重塑以美元为主导的传统格局。为了深入探讨相关主题，本次会议将围绕“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展开讨论。

（贲圣林）

首先，金中夏发表题为“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主题演讲。

（金中夏）

之后，赫伯特·波尼施发表了题为“如何以新国际秩序取代旧国际秩序”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当下，全球金融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旧秩序与新力量激烈碰撞。旧秩序中，G7集团虽GDP占比从2000年的66%降至2024年的44%，但凭借50年的制度沉淀，仍活跃在国际舞台，其银行国际化程度高，花旗、汇丰等巨头掌控全球金融网络关键节点。全球银行间货币、外汇、证券及衍生品三大核心市场，也主要被纽约、伦敦、东京等G7相关城市主导，新技术尚未颠覆传统清算模式，财富存储仍高度依赖G7银行体系。不过，新力量已悄然崛起。技术上，移动通信突破地理限制，“一带一路”加速技术向南方国家扩散，但美国“反全球化”带来挑战。金砖国家到2025年增至10个成员，覆盖全球超半数人口，经济总量可观，可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远低于G7，内部还存在分化，部分国家本币结算意愿强，部分则依赖美元。新秩序构建面临诸多挑战，金砖国家需整合成员、应对美国压力、深化南南合作、弥合内部差距。欧盟货币统一路径提供了制度参考，金砖国家可分阶段推进多边清算机制，通过多边协作与制度创新，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向更包容、均衡的方向发展，携手开创共享繁荣的新时代。

（赫伯特·波尼施）

主题演讲后，在场嘉宾就演讲主题展开了热烈广泛的圆桌讨论。多位嘉宾学者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现状和未来发表建设性观点。

陈卫东围绕全球治理规则展开系统论述，从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切入，分析全球治理体系的格局定位，进而提出以南方国家为重要力量的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发展路径及相关支撑方向。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遭受多维度冲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经贸合作根基，各国财政扩张推高全球债务风险；绿色治理规则与气候变暖的现实需求脱节，AI 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更关键的是，美国价值观扭曲了合作逻辑，比较优势原则被忽视，叠加各国利益分化，二战后形成的体系受冲击却未出现明确新方向。同时，南方国家被视为全球治理突破的潜在关键。其支撑在于：“开放合作促发展” 是南方国家的共识，亚洲 GDP 占比已达 39.7%，与欧美形成均衡格局，产业和技术与发达国家差距缩窄至历史最小。未来需以深化经贸与产业链合作为基础，再构建金融资金循环体系，货币多元化（如人民币的区域作用）可提供助力。尽管南方国家现有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全球协调，但方向已明确。

（陈卫东）

王国刚在讨论中指出，国际金融治理需聚焦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选择，这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及当前治理困境密切相关。历史上，美国以多边主义为旗号建立国际组织，打破条块式国际货币体系，构建由其主导的全球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兴衰体现 “实力决定规则”，美元虽价值缩水仍主导国际货币。当前美国单边主义凸显，特朗普政府对多国发起贸易战，借关税收割他国利润且未推高自身物价。这让多边主义实践艰难，各国难形成合力。多边主义虽为理想模式，但需先聚焦共同利益，凝聚共识。

（王国刚）

赵萍指出，全球金融体系与全球供应链的发展紧密相连。金融基础设施为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外部硬件条件。金融服务对于全球供应链包容发展、未来重塑，以及创新领域突破，都提供着必要支撑。近年来单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供应链呈现出“贸易碎片化”主要态势。回顾其发展，大致经历了黄金发展期、危机冲击期和碎片化加剧期。未来“再全球化”更能准确反映现实，即全球化仍在继续，但路径更趋多元。全球供应链指数的测算结果也能印证这一点。以2018年为基期，至2024年，连接、创新、促进三项功能性指数分别大幅增长，表明当前虽然面临很多挑战，但是全球供应链还是朝着更有效率、更具活力发展。而韧性指数虽在2024年回升，但尚未恢复至2021年水平，表明全球供应链的内在韧性依旧偏弱，安全稳定性仍面临突出挑战。此外，全球供应链的内在质量较为脆弱，容易受到不利因素冲击，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赵萍）

冯博认为，全球金融治理的背后逻辑应该是经济治理，而经济治理再往后应该关系到政治治理。在货币政策实践中，公开市场操作借鉴英美经验，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追求。然而，当前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独立性正不断弱化，政策操作日益受制于宏观经济政策和行政干预。尽管全球化面临挑战，其制度基础和逻辑在区域层面仍得以延续。与此同时，当前金融市场总体规模庞大，但外汇衍生品的发展仍显薄弱。全球化的本质是贸易，而大宗商品是贸易的核心内容。经济在走弱，大宗商品的贸易并没有太降低。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贸易风险管理需求上升，远期安排成为普遍实践。基于此，智库通过系统建设推动场外衍生品交易机制落地，为企业提供精准对接与盯市服务。未来也应以金融治理手段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对产业发展的支持能力。

（冯博）

鄂志寰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步入“牙买加体系”，形成一种“无体系的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矛盾在于：美元脱离黄金约束后，凭借信用货币属性实现流动性无限扩张，其国际储备地位不降反升，但由此引发的流动性剧烈波动频繁诱发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令“特里芬难题”无解且被特朗普政策进一步激化。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呈现三重复杂性：去美元化与美元化趋势共存——新兴市场因美元“武器化”及安全焦虑持续推进去美元化，而美元稳定币却在高通胀国家成为替代性货币，形成局部美元化现象；美国财政不可持续性与政治干预央行独立性，正深度侵蚀全球对美元资产的长期信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欧元作为区域货币整合实践，为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提供了新视角，人民币则代表新兴市场首度跻身国际货币领域，其战略意义应受到充分肯定。未来，美元稳定币可能催化“链上美元霸权”，但数字经济浪潮下，中国应拓展稳定币概念边界，尤其依托香港“实验沙盒”与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势，探索非美元锚定的稳定币路径，以在新的货币竞争中争取主动权。

（鄂志寰）

赵锡军在讨论中表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正经历根本性变革，其驱动力源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过去由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基础——掌控供应链、实体产出与金融服务，由此形成的治理体系曾长期稳定运行。然而，以中国、印度企业全球化为标志，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崛起深刻重构了全球经济版图。新兴国家跨国企业供应链的拓展催生了对适配性金融机构（如金砖银行、亚投行）与基础设施（CIPS挑战SWIFT）的需求，并推动上海、孟买等新兴金融市场与老牌中心同台竞争。这一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变迁，必然要求全球治理体系的上层建筑做出适应性调整，但旧体系依赖发达国家政治利益协调，已无法调和新兴国家整体性崛起带来的系统性诉求，导致多方不满且调和机制失效。未来，从短期来看，若南北经济体“脱钩断链”成为现实，经济基础的割裂将导致治理体系的对抗性加剧。但长期来看，市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理性追求终将超越短期政治干扰（如安全优先政策、选举周期波动）。尽管受制于主权政治博弈，上层建筑可能出现一些反复和滞后，但经济基础的内在整合动力不可逆转，其决定性作用将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向更包容、适配新格局的方向演进。

（赵锡军）

汪昌云表示，稳定币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与稳固具有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在近期美国总统《稳定币法案（GENIUS）》推出之后，稳定币等加密货币对抢占跨境支付结算和加密资产市场主动权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香港乘势推出《稳定币条例》，我国稳定币交易体量仍较为有限，主要交易量仍被美元挂钩的数字货币所主导。目前，央行数字货币推行已有时日，但具体目标和市场需求仍有偏差，因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放开稳定币的试行，调整《中国人民银行法》等制度引导风向，对人民币抢占新金融工具先机具有建设性作用。尽管如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稳定币的积极推进作为工具之一，将对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非充分保障。

（汪昌云）

曲凤杰指出，70年代以后的“牙买加体系”从划时代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变化，尽管“一带一路”以来，中国成为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但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为有限，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提升水平低于预期。在“一超多强”世界经济格局下，全球治理的特征大概率是碎片化，也就是说有可能在局部达成部分国家的共识和合作。稳定币会进一步提升美元国际地位。如果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就可以看出），他们也是中国国际合作交往的基本盘，而与南方国家建立的机制是传统多边框架的重要补充。

（曲凤杰）

徐德顺聚焦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出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存在不合理与不公平，国际社会共识亟需构建更公平合理的新体系，其核心在于解决国际货币“锚”缺失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贵金属锚、美元黄金双锚、美元单一信用锚等阶段。当前“锚”的缺失是全球经济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根源，易引发“以邻为壑”政策。凯恩斯思想对此具有启示意义，他主张设立全球央行、创设超主权货币，并强调国际货币需具备双重“锚”：价值锚和发行锚。基于此，构建新体系的改革路径应包含：强化SDR功能，明确其发行锚和价值锚；探索由BIS承担全球央行支付清算职能，发挥其历史与组织优势；推动IMF等机构治理改革提升效率与代表性；同时鼓励中国完善人民币自身“锚”机制并推动人民币成为他国货币参考锚。新体系的构建需围绕“锚”的确立，通过功能强化、机构赋能、锚定物创新及规则机制协同推进。

（徐德顺）

涂永红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她指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需超越单一经济视角，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与文化五维力量的综合影响力变化共同决定未来话语权格局。其中，科技是塑造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力量，军事实力影响地缘格局，文化影响力则是凝聚国际共识的基础。在变革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是重要成果，但其发展面临挑战：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年末值5.68%仍低于6%，距匹配中国经济贸易份额的目标差距显著，短期内达20%难度极大。基于5000+家企业调研发现微观动力与障碍：企业主要因安全性使用人民币，对前景总体乐观，但受限于政策复杂多变、法律兼容性差、资本流动限制及在岸风险管理工具严重不足。为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着力：构建“人民币+数字人民币”双轮驱动模式拓展跨境场景；深化货币互换与区域清算网络；加速人民币债券及衍生品市场创新开放，吸引长期资本；并重点完善高效风险管理工具与服务以应对企业核心痛点。

（涂永红）

据悉，国际货币论坛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设立的国际性年度论坛，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十四届。论坛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等系列研究成果，并对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论坛吸引了来自欧、美、亚、非等地区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国际货币论坛自举办以来，不仅关注国内金融热点，更有国际视野的延伸展望，聚焦人民币国际化，探索国际金融格局变迁。论坛紧跟时代潮流，关注前沿领域发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贯通。

观点整理：霍传智、马吉娟、杜兰娜、刘辰阳、刘泽楷、赵丹阳、吴子怡

撰稿：杨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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