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携手南开大学在北京联合举办“2025国际货币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主办的主题论坛一“地缘经济风险研究成果报告会”成功举办。多名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全球金融体系作为经济运行的“血脉”与“稳定器”，在防范化解地缘冲突外溢风险、保障国际经贸往来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方面，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使命。深化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强化国际合作以共同抵御系统性风险，不仅有助于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也为我国金融机构拓展国际业务、优化全球资产配置创造了关键契机；同时，坚定不移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与我国经济地位和开放程度相匹配的跨境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全面提升金融体系应对地缘经济冲击的稳健性、适应性与前瞻性，对于我国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中把握主动、化危为机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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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半场

会议上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钱宗鑫，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王道平，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力，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助理教授夏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谭小芬分别做主题发言。人民币国际化课题组王博教授主持会议。

钱宗鑫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钱宗鑫围绕“地缘经济风险”的定义、维度及长期影响展开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尽管地缘经济风险在媒体报道中频繁出现，但学术界的定义尚未统一，常与地缘政治学混淆。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地缘经济风险的核心特征在于经济手段的运用，但其目标可能是经济或政治性的。为保持研究一致性，书中采用了“求同存异”的方法，强调经济手段与经济关系，同时包容目标的多样性，并将风险来源分为客观维度和主观维度。

客观维度聚焦于全球网络关系的突变，包括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等领域。这些网络的形成受技术、禀赋、制度、政策等因素影响，而短期风险更多源于政策的突然变化，例如关税壁垒、货币政策调整等。主观维度则强调大国的主观意志，尤其是中心国家通过技术垄断和金融霸权巩固其主导地位，而外围国家则被迫承受主权融资依赖、金融深度不足等代价，形成“中心-外围”的不对称结构。

从长期视角看，这种网络结构改变了全球收入分配格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受损，民粹主义抬头，进而侵蚀全球化基础。短期内，中心国家政策的变化成为地缘经济风险爆发的直接诱因。外围国家则采取战略依附、多元平衡或自主发展等策略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增强包容性与韧性，推动储备多元化、清算体系多极化，并重构国际金融机构权责框架，以缓解美元霸权的外溢冲击，避免全球体系陷入对抗性碎片化。最终，他强调，地缘经济风险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结构性矛盾的体现，改革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协作。

王道平

该指数的有效性已通过与多种既有指数的对比得到验证：与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存在相关性但更具综合性；与基于英文报纸测算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中美双边紧张关系指数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影响分析显示，地缘经济风险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作用呈现多面性：对CPI有正向影响（主要通过贸易关税渠道），对PPI、股票市场、出口及FDI有负向冲击，对金融领域存在正向作用，对汇率的影响则因具体领域而异。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力、助理教授夏天围绕“地缘经济风险对中国的宏观影响”进行汇报。

李力

李力指出，基于对地缘经济风险的定义及测度，进一步从宏观视野探究地缘经济风险对中国的影响，整体分为典型事实与模型构建两部分：首先通过时间序列模型总结经验事实及影响机制；然后构建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借助参数校准和仿真模拟探究溢出影响。

团队梳理文献发现，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备受关注，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非常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等的跨国溢出效应，国内学者也对外部冲击对中国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有诸多探讨。基于此，团队构建基准VAR模型，纳入工业增加值、CPI、消费增速、消费者信心指数、利率等变量。结果显示，地缘经济风险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下，工业增加值在半年内显著收缩，CPI、消费及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呈负向响应，利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地缘经济风险表现为一种不利的需求冲击。为探究影响渠道，在基准VAR模型中加入汇率、国房景气指数、信贷价差等变量，发现汇率贬值、房地产价格下滑、信用风险短期上升，且这些变量通过诱发资本外流、加剧金融市场波动等路径放大风险传导。通过反事实分析进一步佐证了上述渠道在风险传导中扮演的放大角色。

该研究证实了地缘经济风险对中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存在的不利溢出效应，发现汇率、房地产、信贷市场是关键传导渠道，这为政策制定提供启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缓冲地缘经济风险的不利影响，而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债券市场能避免地缘经济风险形成棘轮效应。

夏天

夏天指出，基于地缘经济风险对整体经济存在负面萧条性影响且汇率和金融渠道起重要传递作用的经验事实，其构建了中美两国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理论层面分析地缘经济风险的宏观影响。该模型核心设定为中美存在金融优势不对称：美国作为核心国家金融部门更发达，中国作为边缘国家在金融层面相对弱势，美国银行部门的融资能力、风险承担能力更强。模型通过技术、金融、货币、关税等多维度冲击体现地缘经济风险的综合性，避免单一变量反映地缘经济风险所导致的片面性。

模型框架中中美经济结构整体对称，但核心机制凸显美国金融优势：中国家庭储蓄通过购买美国无风险债券实现，中国商业银行依赖全球性银行的美元贷款融资，存在汇率风险且存贷息差更大，以反映更高的金融风险。具体设定包括家庭CRRA效用函数、企业Calvo粘性价格机制、含金融摩擦的银行部门、基于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外生冲击含四类不确定性冲击。校准参数中，两国商品本土偏好85%，美国银行杠杆率、利差等体现金融优势。模型结果显示，地缘经济风险冲击对经济有短期至中长期萧条影响，定性结果一致，定量有差异；关键结论是美国凭借金融优势在风险冲击中相对获益——无论风险发生于自身还是他国，其经济受损程度低于中国，消费等指标甚至呈正向反应，美国有动机利用金融优势主动抬高风险以获利。

模型存在改进空间，如通过调整效用函数（分离风险厌恶与跨期替代弹性）、引入劳动市场的Labor Search框架等，可修正当前模型中风险冲击发生后投资上升的问题，放大风险冲击的萧条效应。该模型为理解地缘经济风险中金融优势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深化对风险传导机制的认识。

谭小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谭小芬围绕“地缘经济风险对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的影响”进行了汇报。他强调，当前地缘经济风险深刻重塑全球贸易投资体系，一方面导致双边贸易总量萎缩、贸易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促使企业进行生产基地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布局，引发布局贸易转移。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壁垒持续攀升至二战以来峰值，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如出口管制、数据流动限制的叠加导致国际贸易格局显著调整：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对美出口份额自贸易战前19%降至14%，机械等核心产品份额更骤降50%。同时，贸易转移效应明显，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4.5个百分点被东盟与墨西哥5个百分点的增长完全对冲。

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全球收缩与区域化集中趋势，跨境信贷与证券投资区域内再平衡，中间型与中立型经济体吸引力增强。跨境信贷受美联储加息影响向发达市场倾斜，证券投资50%流向美国；行业层面资本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及敏感技术领域，地缘风险上升直接抑制了双边贸易与资本流入，尤其冲击跨境信贷。供应链加速向“近岸化、友岸化、多元化”重构，安全性成为企业布局供应链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接壤贸易占比提升，政治同盟国贸易增强。供应链断链比率实证显示，地缘风险每升1单位导致断链概率增加0.15%，而关键基础设施投资可有效增强供应链韧性。

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催生了五大趋势，贸易壁垒的常态化和区域化、区域内资本集聚增强而跨区域流动趋于保守、地缘回避和政策导向型跨境资本流动增加、全球产业链区域重组、供应链调整趋于多元化和注重安全导向。所以我们的应对策略需系统性推进，即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分散风险，强化关键领域供应链本土化与多元化布局。金融机构应发挥稳定供应链作用，在多极化过渡期推动产业链国产化替代，构建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推进制度型开放，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提升资本吸引力。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侧重多元化与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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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下半场

会议下半场由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王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助理教授王景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陆利平分别做主题报告。人民币国际化课题组钱宗鑫教授主持会议。

王博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王博围绕“金融制裁、地缘经济风险与全球支付体系”进行了汇报。他表示，美西方对俄金融制裁的实证评估显示，制裁初期导致卢布贬值、利率攀升、通胀加剧及经济产出下滑，但俄罗斯通过能源卢布结算令、贸易转向东方及金融去美元化等措施显著削弱制裁效果，凸显了大国反制能力与第三方国家的缓冲作用。全球支付体系正面临深层变革，SWIFT系统的武器化暴露其效率低下、包容性不足与地缘操纵的风险，四次“金融核弹级”制裁（伊朗、朝鲜、俄罗斯）加速了各国寻求替代方案。当前支付体系呈现阵营化趋势，中美博弈迫使资本流动选边站队，而新兴技术正重塑格局——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虽受国际阻力，但稳定币创新尤为关键：香港尝试以多元化资产储备发行稳定币，突破美元单一锚定模式。

此外，理论模型揭示了支付网络采用率、替代弹性和网络外部性共同决定制裁国的福利损失，亟需构建抗制裁体系。人民币国际化需突破美元网络效应惯性：短期扩大跨境结算规模，中期推动数字人民币与稳定币“双轮驱动”，但根本上仍然依赖金融开放与经济基本面支撑。政策路径需兼顾灵活监管框架如兼容稳定币创新、强化mBridge等技术基建、提升用户金融素养，并通过国际协作建立风险对冲机制。地缘冲突下，支付体系变革核心在于打破“中心-外围”结构，而多元化储备稳定币可能成为颠覆性力量。

王景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助理教授王景业围绕国际储备货币格局演变及其与地缘经济风险的关系展开汇报。他指出，过去30年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呈现震荡上升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8年前）受亚洲金融危机警示，新兴国家通过锚定美元和出口积累储备；第二阶段（2008年后）因美国量化宽松（QE）政策导致美元涌入新兴市场，推动储备增长；第三阶段（2013年后）随QE退出和美联储加息，储备规模波动，凸显“中心-外围”结构下外围国家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此外，储备货币呈现多元化趋势，美元和欧元占比下降，人民币等新兴货币份额小幅上升，同时各国央行增持黄金，反映出对地缘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应对。

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地缘经济风险（GER）对储备货币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当货币发行国（如美国）的风险上升时，全球对其货币的持有意愿降低，表现为储备份额下降；而储备持有国自身风险上升时，则倾向于增持美元作为避险资产。这一矛盾现象说明美元仍被视为“安全港”，但其地位受发行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例如，与美国贸易紧密的国家在美经济政策波动时会减少美元持有，转向分散化配置。

为探讨机制，研究团队构建模型分析三大传导路径：一是美元资产供给减少推高其需求，导致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上升；二是贸易结算货币偏好变化（如去美元化）降低美元需求，但可能意外提升其他货币（如欧元）份额；三是美元资产冻结风险迫使央行转向欧元等替代货币。这些机制表明，地缘经济风险通过资产流动性、贸易结算和金融制裁等渠道重塑储备货币格局。

储备货币体系的演变本质上是经济结构与地缘风险博弈的结果，美元主导地位虽受挑战，但短期内仍难被取代。改革需关注流动性供给、结算网络韧性及多极货币协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经济环境。

陆利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陆利平围绕“地缘经济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进行汇报。他表示，地缘经济风险的上升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但这一过程并非以替代美元、英镑等传统货币为代价。通过编制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研究发现，2018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等地缘风险事件增多，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尤其在贸易、投资等领域表现突出，但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尚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与日元、欧元类似，在地缘风险加剧时展现出避险属性，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新选择，而美元和英镑的地位并未因此受到削弱。

此外，地缘经济风险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以中国、日本和欧元区为例，其货币国际化程度因地缘风险上升而显著提高，而美国和英国则未呈现类似趋势。这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更倾向于补充而非替代现有体系，为全球提供了额外的避险选项。

在政策启示方面，他强调，夯实人民币币值稳定性、增强市场信心是推进国际化的基础。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尤其是制度型开放（如完善CIPS跨境支付系统），以及强化风险管理体系，对提升人民币的结算和储备功能至关重要。此外，保持政策连续性与可预期性，将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长期信任。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地缘风险并存，其独特路径既顺应了多元化的全球需求，也为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新思路。未来需通过结构性改革与基础设施优化，稳步提升人民币的避险属性和国际竞争力。

《世界经济》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曹永福，《南开管理评论》编辑部主任周轩，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经济与政治研究（英文）》（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执行主编何青，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应用经济学评论》编辑部主任孙三百，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南开经济研究》编辑杨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杨其静，《国际金融研究》编辑郝毅先后对主题报告进行点评。

据悉，国际货币论坛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设立的国际性年度论坛，自2012年创办以来，迄今已连续举办十四届。论坛每年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及系列研究成果，并对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论坛吸引了来自欧、美、亚、非等地区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国际货币论坛自举办以来，不仅关注国内金融热点，更有国际视野的延伸展望，聚焦人民币国际化，探索国际金融格局变迁。论坛紧跟时代潮流，关注前沿领域发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贯通。

观点整理：王琳涵、余植巽、罗钦予

撰稿：傅恒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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