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金融化。经济金融化将经济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关联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隐性“风险链”。一旦触发，风险就会外溢，形成公共风险。在此背景下，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底层逻辑发生改变，传统理论已经难以阐释新的现象，亟须重新认识财政与金融的关系。

《货币之母与风险之锚——解码现代财政金融关系的新逻辑》尝试以公共风险的新范式和新认知，探讨财政与货币的关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以及财政与中央银行的关系。这个认知框架的“新”体现在：以公共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超越以宏观均衡为目标，以虚拟理性超越实体理性，以行为分工超越界域划分，以货币状态论超越货币数量论，以财政货币“量子观”超越财政货币“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思维，以财政与货币政策一体化超越财政与货币政策二元协调论，稳估值优先于稳币值，等等。

经济金融化改变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底层逻辑

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的认知，长期以来建立在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认知上，即将经济视作“商品生产商品”的实体循环过程，金融则仅作为辅助性的虚拟“面纱”。在这一认知基础上，需求管理理论虽承认货币短期非中性（凯恩斯通过利率连接货币与实体经济），但仍坚持长期实物经济主导论，主张以财政政策调节有效需求。

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二元认知，决定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的二元性，即财政调控经济周期，货币稳定物价。由此衍生出货币政策、货币当局必须独立的整套看法，至今仍有重要影响。但关键局限在于，这种看法未能认识到货币非中性的条件特征——不同投放方式会产生差异化影响。

随着经济金融化，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改变，货币中性与否取决于其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状态变化，而与时间维度无关。这改变了通胀发生的机理，货币的外生性弱化，内生性增强。在经济金融化中，货币当局已经不再像经济与金融分离条件下那样能够自主控制币值的稳定，银根的松与紧不再是通胀的充分必要条件。发生通胀的机理已经改变，传统理论已经无力解释现实。

经济金融化，也改变了财政的运行机理。赤字、国债已由政府融资手段，转型为金融市场的关键金融工具和私人部门的核心无风险资产。这使财政与货币政策深度融合，形成以国债为纽带的联动系统（收益率、利率、汇率等参数相互影响），政策目标转向聚焦于不确定性系统衍生的公共风险管理。从本质上看，经济波动源于“风险循环累积”机制，需通过系统性风险防控实现稳定。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出清公共风险最主要的手段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总供需失衡，意味着会出现经济波动、通胀或失业率上升，失衡加剧就会演变为经济金融危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通过紧缩或扩张需求来促进社会总供需均衡，但二者是在“不均衡-均衡”的逻辑范式中发挥作用，其认知的底层逻辑仍是二元论。而在金融经济主导的条件下，基于二元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操作反而会产生“以邻为壑”的现象——财政风险金融化和金融风险财政化，引致更大的公共风险。

经济金融化形成了金融经济的主导地位，推动经济系统从线性（可用投入产出表来描述）向高度复杂非线性系统转变，数智革命加速经济虚拟化进程。这使金融经济的脆弱性加大，内在的根源是“风险循环累积”机制的产生。

经济金融化使社会财富更多体现为金融资产，实物资产成为其附属形态。当各经济主体的资产呈现金融化特征时（如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存量资产主导经济运行，经济流量则沦为经济存量变化的衍生结果。也就是说，估值（存量价值）的稳定变得比币值（流量购买力）的稳定更加重要，因为估值的变化往往决定了币值的变化和经济的走势。

基于“收入-支出”循环的流量分析，传统流量指标（如增长率、消费率）已难以反映存量价值的风险累积效应。这意味着，在金融经济主导的经济系统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共同使命是治理风险，遏制“风险循环累积”，出清公共风险，增强经济系统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公共风险具有跨界特征，需突破传统政策分工，转向“行为分工”，实行一体化操作。这推动政策框架从二元协调转向一元整合，其直接目标则由市场均衡转向风险管控，将“出清风险”置于政策优先位置。

需要重新认识央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传统货币数量论将货币超发与通胀直接挂钩，由此确立了央行独立性的制度基础。但在现代经济中，货币的资产属性日益凸显，其状态变化使货币超发不再是通胀的充分条件。或者说，“货币超发”这个说法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不再有确定性的逻辑和衡量的标准。

从理论来看，货币的职能随经济发展动态演变。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货币呈“液态”特征。但在当前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财富虚拟化和风险不确定性使货币的贮藏功能凸显，现金成为避险资产。这揭示货币不仅存在“数量”维度，更呈现出“状态”变化。因此，传统数量论假设的同质性已经被现实否定，若是从货币状态的角度来理解，货币超发只是通胀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从实践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我国的货币超发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理论所认为的最大边界，但恶性通胀并没有发生，甚至还产生了通缩风险。这充分反映了通胀不再仅仅是货币现象，而是风险预期、供给冲击、货币状态“相变”等复杂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

综合来看，当理论基础和现实逻辑都发生根本性变化，因循守旧过度强调央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就已经不合时宜，公共风险已经使财政与货币政策走向一体化了。

（作者为中国财政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