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冲击、内需缓冲与政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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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财信研究院 宏观团队

伍超明 胡文艳 李沫

核心观点

5月12日中美日内瓦会谈后，美对中关税大幅下调，但总体仍处于高位且后续存在上调风险，将对国内出口、就业、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冲击。美国关税对我国经济影响几何？国内两大内需能否完全缓冲？政策是否还需加力？

一、关税冲击：或导致GDP下降0. 6-1.4个百分点。出口方面，关税生效后，预计导致中对美出口萎缩4-8成，拖累我国出口下降6-12%；对于2025年全年出口增速，预计在-2.9%至1.4%区间，中枢水平在0附近。就业方面，中对美出口的下降不可避免会对我国就业市场造成直接冲击，预计导致2025年就业减少约450万人。经济增长方面，基于投入产出法和贸易逆差法，预计影响2025年GDP下降0. 6-1.4个百分点。

二、内需缓冲：乐观情形下能对冲约1个百分点的增长缺口。投资方面，预计政策托举有望基本对冲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其对GDP的拉动或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投资直接面临关税冲击，2025年增速预计回落2.0-3.5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降幅有望小幅收窄2个百分点左右；基建投资（广义）受益于政策有力托举，预计增速能提高至11.2%左右，使投资增速整体保持稳定。消费方面，政府消费或为主要对冲力量，预计整体拉动GDP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其中，政府消费受益于逆周期政策加力和政策着力点转向消费，今年增速有望提高至6%左右；居民消费受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制造业就业面临关税冲击和居民行为趋于谨慎等因素影响，消费能力与意愿均受限，增速或小幅放缓。

三、政策应对：建议增加万亿财政储备政策、发挥股市楼市财富效应、加快服务业供给侧改革。基于前两部分的测算结果，预计2025年国内经济可能仍存在0.4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缺口，需约8000亿元的财政增量资金予以对冲，这是其一。其二是应进一步加大力度稳股市楼市，充分发挥其财富效应。在当前形势下，虽然畅通国内大循环无法长期依赖股市楼市财富效应，但在预期难以扭转且需求不足背景下，不充分发挥股市楼市财富效应国内大循环很难畅通起来。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是激活“收入增长—消费需求增加—物价回升—企业利润提高—经济增长—收入增长”这一循环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打破经济面临的“扩大消费需求需要有收入、增加收入需要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需要需求增加”这种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无解循环的重要突破口。其三是服务消费占比高，但供给严重不足，需放宽市场准入释放巨大潜能。

正文

5月12日中美日内瓦会谈后，美对中关税大幅下调，但总体仍处于高位且后续存在上调风险，将对国内出口、就业、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冲击。美国关税对我国经济影响几何？国内两大内需能否完全缓冲？政策是否还需加力？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判断。

一、关税冲击：或导致GDP下降0. 6-1.4个百分点

2025年美国对全球发起贸易战，其对我国加征关税税率一度飙升至145%（20%芬太尼关税+34%对等关税+91%报复性关税）的极端水平。5月12日中美发布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双方达成阶段性共识，决定取消91%的报复性关税，并暂缓实施24%的对等关税90天，即7月9日之前阶段性按照加征30%的关税税率执行（见图1）。

从此次中美会谈和美英谈判结果看，本轮贸易战仍有三大核心关键未发生改变：其一，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理念，推动制造业回流、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与秩序的目标始终未变；其二，本轮关税战“美国力图阻止其他大国超越自身，其他大国则强力维护本国发展权利”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持续存在；其三，全球高关税长期化的趋势未变，包括美国对全球普加10%以上的基准关税以及对特定领域征收更高关税。根据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5月12日最新测算，即使考虑了贸易转移效应，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也将提升至16.4%，创下1937年以来新高。

因此，预计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国际经贸秩序剧烈调整的风险难消，将对国内出口、就业、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冲击。

（一）出口：预计中对美出口萎缩4-8成，2025年出口增长0%左右

基于中美日内瓦谈判双方关税的调整，我们综合前期研究方法和国际权威机构测算结果，评估美国关税政策对国内出口的影响。

1）前期研究更新：预计中国对美出口萎缩4-8成，影响国内出口下降6-12%，全年增速在0%左右。

根据中美日内瓦协议，在关税生效后的90天内（4.9-7.9），美对华关税阶段性按照30%执行。基于90天后美对华关税的可能演进路径，我们设置三种情景：情景一为24%关税永久取消，美对华加征关税维持在30%；情景二为24%关税仅保留10%，美对华加征关税提高至40%；情景三为24%关税全部恢复，美对华加征关税提高至54%。在上述三种情景下，假设美国对全球加征10%-15%的关税，根据深度报告《美对中贸易战：性质、影响、政策与资产配置》中的测算方法，可估算出美国关税政策将导致4-12月中国对美出口分别下降4-6成、5-7成、6-8成，对应影响同期出口增速分别下降6%-9%、7%-10%、8%-12%（见表1）。

对于2025年出口的整体影响，考虑到2025年1-4月我国出口实际增长6.4%，并假设4-12月份我国对非美国家出口增速维持在2024年水平，可估算出上述三种情景下，2025年我国出口增速将分别处于-0.4%至1.4%、-1.4%至0.7%、-2.9%至-0.2%的区间，整体而言，出口仍面临一定负增长风险（见表1）。

2）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TBL）：预计中国对美出口萎缩近6-8成，整体出口下降8.4%-11.5%左右。耶鲁大学的测算结果公布了我国在贸易转移前后的美国进口份额变化，根据这一份额变化，能够推算出我国对美出口的下降幅度。若将中美日内瓦谈判前后的测算结果分别视为影响的上限和下限，可以估算出中国对美出口下降幅度在54.9%-80.6%（见表2），对应中国整体出口下降8.4%-11.5%。

（二）就业：预计导致2025年就业减少约450万人

据商务部 2022 年的公开资料显示，外贸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 之一，所带动的就业人数高达 1.8 亿人，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逾两成，是左右国内就业基本盘的重要力量。特朗普政府发起的本轮全球关税战，短期内难以避免将对我国外贸和就业市场造成直接冲击。我们基于上文对出口影响的测算结果，以及商务部课题测算出的出口对就业的拉动强度，得到关税冲击将导致2025年我国就业减少450万人左右，具体看：

特朗普关税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基于两个关键指标：中对美出口下降规模和单位出口对就业的拉动强度。1）根据上文的测算，关税冲击将导致中国对美出口下降4-8成，但考虑到2025年1-4月份中对美出口实际只下降2.2%，可测算出2025年全年中对美出口或下降3-6成，相应导致对美出口额减少1500-3100亿美元。2）对于单位出口对就业的拉动强度，商务部《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对全国和分国别层面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每百万美元对美出口拉动的就业人数约为39.3人次，且从2013-2018年全国层面该指标平均每年降低1.26人次，如果按照这一变化线性外推，可估算出2025年对美出口的就业拉动强度在30.5人次/百万美元左右。综合两部分结果，可得到2025年美国关税政策将导致国内就业减少460-950万人左右，中枢水平约700万人（见表3）。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测算未将贸易转移效应纳入考量。贸易转移效应可能会使中国对其他国家（除美国外）的出口有所增加，进而对冲部分就业下降的影响。参考2018-19年贸易战的经验，通过贸易转移效应可对冲约3-4成的出口降幅。因此，综合来看，2025年我国实际面临的就业冲击将会小于测算结果，预计拖累就业减少450万人左右。

（三）GDP：预计影响2025年GDP下降0. 6-1.4个百分点

对GDP影响部分，继续采用深度报告《美对中贸易战：性质、影响、政策与资产配置》中的两种测算方法，并基于上文对出口影响的测算结果进行更新。

1）投入产出法：预计拖累国内GDP增速下降1.0百分点左右。根据2020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出口需求每下降1%，将导致GDP增速下降0.14个百分点。在国内出口下降6-12%的情况下，预计关税政策将拖累国内GDP增速下降0.8-1.7%。由于这一影响4月起才显现，预计美国关税将拖累2025年国内GDP增速下降0.6-1.3个百分点。

2）贸易逆差法：预计导致国内GDP下降0.7%-1.4%。该方法分为两步：第一步，假设中美贸易逆差收窄幅度与我国对美出口收窄幅度相同，即在4-8成左右，将直接影响国内GDP增速下降0.8-1.5%。第二步，美国对全球普加10-15%的关税将导致我国GDP增速额外下滑0.1-0.4%左右。具体测算过程见深度报告《美对中贸易战：性质、影响、政策与资产配置》。综合上述结果，预计美国关税政策将拖累国内GDP增速下滑0.9-1.9个百分点左右，按照影响三个季度计算，将拖累2025年GDP增速下降0.7-1.4个百分点。

二、内需缓冲：乐观情形下能对冲约1个百分点的增长缺口

上文分析显示，2025年出口对国内GDP的拉动作用将下降0.6-1.4个百分点。为了实现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需要以内需增长的确定性予以对冲。下面我们基于当前政策力度对2025年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走势进行判断，以评估内需可能的缓冲力度。

（一）投资：政策托举对冲需求下降，整体有望稳定运行

疫后国内投资数据呈现出“整体稳定运行、但内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特征。在2020-24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保持相对稳定，但房地产、制造业、基建投资增速明显分化。具体而言，房地产投资增速由2019年的9.9%急剧下滑，疫后5年平均增速降至-4.1%，同期制造业和基建投资起到有力的对冲作用，两者增速分别由3.1%、3.3%跃升至7.1%、6.4%（见图2），达到疫情前（2019年）的两倍多和近乎两倍的水平。

展望2025年，疫后五年累积的高基数，无疑会对制造业和基建投资继续维持高增长形成一定制约；同时外部特朗普关税冲击带来的出口下行压力也会作用于投资领域，投资增速能否继续稳定增长成为当下亟待剖析的关键问题。下面我们围绕这个问题对2025年投资走势进行分析预判。

1、制造业投资：直接面临关税冲击，2025年增速或下滑2.0-3.5%

在三大投资领域中，制造业投资因与出口贸易联系紧密，受关税冲击的影响最为直接且显著，而房地产投资主要受国内供需关系影响，基建投资则由政府主导，两者受关税影响相对较小。本部分重点分析关税政策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

首先，预计特朗普关税冲击将通过降低出口需求和加剧产能过剩两条路径，对制造业投资形成拖累。一方面，根据2020年投入产出表，出口需求对我国制造业总产出的贡献度接近30%（见图3），是制造业的重要需求来源。关税政策将直接导致出口订单减少，通过“出口收缩→生产下降→投资放缓”的传导链条，对制造业投资形成首轮直接冲击。另一方面，制造业投资反映企业未来生产能力，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则体现当下生产情况，两者相对变化代表着制造业的产能利用情况。疫情前的2015-2019年，制造业规上增加值增速略高于投资增速，表明产能利用率处于合理区间；疫情后的2020-2024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高于规上增加值增速，意味着产能过剩问题不断累积（见图4）。预计关税冲击会进一步压降企业开工率，形成“出口减少→产能闲置→不敢投资”的负反馈循环。

其次，预计关税冲击拖累2025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2.0-3.5个百分点。为全面评估关税政策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此处采用投入产出表分析与历史数据回归分析两种方法进行量化测算。从投入产出表看，出口需求带动了约28.5%的制造业总产出，在出口需求减少6%-12%的情况下，将拖累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1.7-3.5个百分点。由于关税政策二季度起才生效，预计其将影响2025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1.3-2.6个百分点。从历史数据回归看，2005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增速对出口增速的回归系数约为0.49，这表明出口增速每变动1%，制造业投资将同向变动0.49个百分点。基于此，预计出口增速下降将导致2025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2.2-4.5个百分点（见图5）。综合看，在中性情况下，关税政策将导致2025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2.0-3.5个百分点。

2、投资增速保持稳定：2025年（广义）基建投资需提高至11.2%左右

在出口需求下降和制造业投资承压的双重挑战下，2025年实现5%增长目标的难度加大。作为逆周期调节的关键抓手，投资端需发挥有效托底作用，至少不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拖累。因此，2025年宏观政策对制造业、房地产、基建三大类投资均有相应的托举措施。对于制造业投资，“两新”政策加力扩围、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明显；对于房地产投资，一揽子稳楼市政策陆续出台，旨在推动市场止跌回稳；对于基建投资，通过新增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多元化工具予以支持，是财政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造业投资面临外部关税冲击，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深度调整周期，基建投资成为2025年稳定投资的关键力量。

经测算，2025年基建投资增速（广义，下同）需提升2.0个百分点至11.2%，才能确保整体投资增速维持稳定。基于2024年制造业投资（33.3%）、房地产投资（19.5%）、基建投资（26.9%）的占比结构，在2025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2.0-3.5%、房地产投资降幅收窄约2个百分点的假设下，两者将分别影响整体投资增速回落0.7-1.2个百分点和提高0.4个百分点，综合影响约为-0.3至-0.8个百分点左右。为对冲这一负向缺口，2025年（广义）基建增速需提高1.0-2.9个百分点，达到10.2-12.1%的增速水平（见表4），才能确保整体投资增速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3、2025年基建投资有望达到11.2%左右，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变化不大

一是基建投资回升的必要性提升。回顾历史，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2011-2016年欧债危机以及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我国出口增速均因外部冲击大幅回落，而同期基建投资增速则普遍回升，有效发挥了对冲作用（见图6）。虽然2018-2019年基建投资的对冲作用相对较弱，但鉴于本轮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且国内需求恢复基础尚不稳固，基建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已显著上升。此时政府需更好发挥“有形之手”作用，适度加快基建投资进度，直接拉动需求的同时，激活需求扩张新循环，增强内需增长稳定性，有效对冲外部风险。

二是基建投资增速回升有条件、有空间。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积极性和财政政策发力空间上。其一，2025年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积极性显著提升，且未来有望延续。如2025年1-4月份，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设施、燃气生产、水生产以及道路运输等细项基建行业投资增速较2024年增速均有所回升（见图7）。预计随着地方化债工作持续推进以及扩大有效投资政策落地，制约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债务和项目不足压力有望迎来缓解，为其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性提供有力支撑。其二，财政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空间均较为充足，基建投资资金来源有保障。存量政策方面，截止4月底，部分用于基建的一般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新增一般债合计发行约3万亿元，占全年额度的27%左右，4-12月份还有约8.3万亿元的新增政府债券待发行（见图8）。增量政策空间方面，一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仅有25.1%，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较多（见图9），中央财政加杠杆空间充足。另一方面，4月政治局会议也提出“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增量储备政策”，若外部冲击超预期或国内经济恢复不及预期，财政加力的概率较高，为基建投资提供资金保障。

综合以上分析，制造业投资受外部关税冲击影响，增速预计回落2.0-3.5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降幅有望小幅收窄2个百分点左右，但整体仍难改负增长态势；而基建投资在政策有力托举下，有望成为稳投资的关键力量，预计增速能达到11.2%左右。总体而言，乐观情况下，整体投资增速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变化不大。

（二）消费：政府消费或为主要对冲力量，整体拉动GDP提高约1%

在新冠疫情冲击、房地产调整与物价低位运行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疫后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从2018-2019年年均拉动GDP增长4%降至2020-2024年的2.7%（见图10）。但面对当前外部环境恶化（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加剧出口压力）与内部转型阵痛（经济转型升级期间投资增速承压）的双重制约，扩大消费成为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调结构的必然选择。

根据我国支出法GDP的核算分类，最终消费支出可分为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两大部分，其中前者占比约7成，后者占比为3成左右。展望2025年，受益于政策的有力托举，政府消费的对冲作用有望明显强化，居民消费则依旧面临“就业-收入-消费”不畅的制约，预计整体消费对GDP的拉动将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

1、政府消费：或为主要对冲力量，预计拉动名义GDP较去年提高约1.2个百分点

政府消费支出是政府部门为提供公共服务或以低价向居民提供货物和服务所形成的净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支出，以及国家安全和国防等支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下行期，政府消费通常都会发挥重要的托底对冲作用，如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2015-2016年国内经济疲弱期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政府消费增速多数时候均高于GDP增速（见图11），对经济形成一定托举。展望2025年，考虑到内外部冲击下，实现5%增长目标的难度明显加大，加上经济政策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政府消费有望成为扩消费、稳增长的关键力量。

从量化测算结果看，我们预计今年政府消费可拉动名义GDP较去年提高约1.2个百分点。主要分两步测算：第一步，基于年初的财政预算安排和一季度实际的财政支出数据，我们假定2025年政府消费增速存在三种情景（见表5）。其中，悲观情景为与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目标增速一致，可增长4.4%；中性情景为与2025Q1民生相关财政支出增速一致，达到6.1%；乐观情景为2025年增加的赤字规模全部用于政府消费，对应其增速可达到7.0%左右。第二步，在上述三种情景下，结合2024年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数据（根据2024年三大需求对GDP的拉动、居民消费支出增速等数据推算），可估算出2025年政府消费将分别拉动名义GDP增长0.7、1.0和1.1个百分点，较2024年分别提高0.9、1.2和1.3个百分点，平均提高1.2个百分点左右。

2、居民消费：收入与消费意愿改善受限，对GDP的拉动或小幅减弱

居民消费主要由收入水平 (消费能力) 和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意愿)决定，属于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顺周期特征。展望2025年，面对内部需求不足旧矛盾待解和外部关税新冲击来袭，预计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均面临一定压力，居民消费改善动能或仍偏弱。

一是内外部挑战加剧“就业-收入-消费”循环不畅，居民消费能力改善空间有限。居民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就业是获取收入的关键途径，但目前国内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均面临不小的压力。一方面，国内需求不足导致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已大幅减弱。受疫情冲击、房地产市场调整、微观主体预期转差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疫后服务业就业人数已由升转降，从2018-2019年年均增加780万人，变为2022-2023年年均减少115万人（见图12）。往后看，国内物价仍在低位运行叠加特朗普关税冲击，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诸多困难，服务业就业恢复面临较多阻碍。2025年一季度数据也显示，除房地产业外，多数服务业细分行业GDP增速仍在下降（见图13）。另一方面，外部关税冲击将进一步加剧制造业就业压力。关税冲击将通过减少出口需求和打击微观主体投资意愿两条路径，显著冲击制造业就业，根据我们上文的测算，预计2025年我国就业人数将因关税冲击减少约450万人。为缓解上述就业压力、提振消费，今年以来中央积极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出一揽子助企纾困举措，有利于对冲部分压力，但居民消费能力总体改善空间有限。

二是居民“多储蓄、少消费”行为模式短期难改，消费意愿提升动力偏弱。一方面，在就业与收入压力加剧、外部不确定性攀升的双重压力下，居民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明显转差。这一转变显著冲击了消费者信心，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另一方面，房地产等存量财富仍在持续缩水，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居民“多储蓄、少消费”行为模式长期化的风险。如历史上，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与二手房价增速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见图14）。此外，日本在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居民现金和存款占GDP比重连续30年以上延续升势（见图15），也表明在房价下跌周期中，居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更倾向于选择储蓄而非消费。

三是预计2025年居民消费增长3.8-4.8%，对名义GDP的拉动小幅减弱。根据公式，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预计2025年名义居民可支配收入约增长4-5%，略高于同期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但较2024年有所回落；同时假定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悲观、基准、乐观三种恢复情景，即疫后2020-2024年五年均值水平、与2025Q1水平基本相当以及恢复至疫情前趋势水平，可测算出基准情景下，2025年名义消费支出约增长3.8-4.8%（见图16），拉动名义GDP增长1.5-1.9%，较2024年的2.1%有所回落。

综合以上分析，基准情形下，预计2025年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分别增长约6.0%、3.8-4.8%左右，两者合计拉动名义GDP约增长2.5-2.9%，拉动实际GDP增长3.0-3.4%左右（见图17）。对于实际GDP的拉动作用，2025年较2024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左右。如果再结合对投资的预判，今年内需对GDP的缓冲作用，在乐观情况下预计在1个百分点左右。

三、政策应对：增加万亿财政储备政策、发挥股市楼市财富效应、加快服务业供给侧改革

综合前两部分的分析，虽然中美关税有所下调，但整体水平依然偏高，且存在反复风险，预计美国关税政策将导致国内GDP下降0.6-1.4个百分点；同时外部冲击会通过就业、投资预期、消费信心等多渠道向内需传导，预计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最多能对冲1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缺口。因此，若外部冲击影响加大，或者国内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及时推出增量政策依然是十分必要的。两点建议：

一是建议增加万亿规模的财政储备政策，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靠前推出。根据上文的分析，2025年国内GDP可能仍存在0.4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缺口，在近十年财政乘数降至0.7倍（IMF测算结果）左右的情况下，对冲上述缺口需约8000亿元的财政增量资金。同时，外部不确定性正从风险预期演变为实际成本，企业等微观主体“等一等”“再多看一看”等观望情绪可能增加，将降低政策效力和加大内需恢复难度，也需要一定增量政策予以呵护和对冲，建议增量储备政策规模需达到万亿元甚至以上。此外，未来需密切关注中美谈判变化，以及价格、房地产、服务业等关键内需指标的变化情况，及时靠前推出增量储备政策，以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二是充分发挥股市楼市财富效应破解国内大循环堵点，加大服务供给侧改革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当前阶段，扩内需的关键在消费，扩消费的关键在服务，扩服务的关键在增收和优供给，增收的关键短期在稳股市楼市，中长期在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优供给的关键在放宽市场准入，加大服务供给侧改革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在当前形势下，稳股市楼市具有战略意义，不仅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迫切需要。虽然畅通国内大循环无法长期依赖股市楼市财富效应，但在预期难以扭转且需求不足背景下，不充分发挥股市楼市财富效应国内大循环也很难畅通起来。在短期内，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是激活“收入增长—消费需求增加—物价回升—企业利润提高—经济增长—收入增长”这一循环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打破经济面临的“扩大消费需求需要有收入、增加收入需要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需要需求增加”这种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无解循环的重要突破口。至于服务消费，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供给严重不足，需求潜能释放空间很大，当下和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切实落实好202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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