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10日，山东肥城安驾庄。

在“东进支队”司令部，115师的代师长陈光神情凝重，他专注地盯着眼前的军用地图。侦察科长李作鹏带来的情报让他不得不时刻关注敌情，手中的笔一遍遍在地图上标出长长的箭头，那是正在被围歼的日伪军的兵力。

所谓的“东进支队”实际上就是八路军115师，这个代号的创设可以说是毛主席的杰作。全面抗战初期，主席意图派八路军主力深入敌占的山东地区，这一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八路军隶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而山东则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跨区行动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到1938年底，115师的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带领师直属和686团，决定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开始进入山东地区。 “东进支队”在山东一到便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郓城的樊坝战斗，歼灭伪军刘玉胜团800余人；汶上的草桥阅兵，轻松占领据点；阳葛石店、东平围里，又歼灭敌人1000余人。

接连打退日军两次进攻，瓦解了万余人的反动“红枪会”之后，东进支队和129师孙继先的津浦支队、山东纵队段君毅的第6支队联合起来，计划依托泰山和东平湖扩展泰西抗日根据地。

也许是因为在山东的进展过于顺利，或者是由于初入敌占区时情报系统尚未建立，东进支队在一连串胜利的鼓舞下出现了一些疏忽。陈光和罗荣桓对日军的反扑准备不足，尽管他们从未露底牌，却没能防范日军的急速反击。

驻山东的日军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早已将“东进支队”列为目标。尾高龟藏深知“东进支队”就是在平型关伏击过日军第5师团9旅团辎重队的115师，他心中的仇恨油然而生，誓言要为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板垣征四郎复仇。

尾高龟藏曾在1938年11月经历了哈欣河战役的惨败，战后却意外升任第12军司令官。这个军几乎是专门为山东量体裁衣而成立的，编制包括多个师团与独立混成旅团，还增加了警备32师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尾高龟藏通过换防、部署兵力的方式，对“东进支队”发起了九路围攻。

日军的调动让陈光和罗荣桓产生了一定的错觉，他们误以为敌人只是进行常规调动，而“东进支队”一直以来以“营”作为单位行动，实力始终没有完全暴露。5月9日，罗荣桓在东汶宁支队传达延安会议精神时，陈光突然意识到敌情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为严重。

原本决定东向突围的“东进支队”，却发现东面并无出路。根据段君毅的建议，部队转向了西南方向，计划过大汶河进入东平和汶上一带。然而，在安家庄附近，侦察员发现大汶河对岸燃起了三堆相隔百余米的大火堆，形成了铁桶般的围堵。

“东进支队”尝试了西南突围，但各个方向都被日军严密封锁。此时，陈光在地图上继续画下第八个箭头，指向西南的最后一线希望。然而，侦察员的报告让所有人感到心头一沉，日军主力已经将西面的缺口堵住，尾高龟藏所在的演马村距离仅有不到十公里。

空气凝重，东、南、西三面已经不可通行，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陈光果断决定改变方向，带领队伍向北撤退，计划进山避敌。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尾高龟藏已悄悄将2000余名日军布置在北面，前锋甚至距离陆房村不到一里地。幸运的是，由于夜幕降临，日军未能继续推进，115师暂时逃过一劫。

时间紧迫，陈光当机立断，迅速下达了紧急调度命令：115师师部和泰西地委由特务营掩护，向西南的东汶地区转移；孙继先津浦支队向北撤往大峰山；冀鲁边7团则向津浦路以东推进；段君毅第6支队向平阴、东阿方向移动；686团继续在陆房丘陵地区与敌军周旋。

凌晨4时，686团2营率先向北前进，尽管师部计划晚半小时出发，但在激烈的枪声中，王秉璋带领的队伍与日军展开了激战。为拖延时间，686团2营在山路中节节抗击，直到师部的主力成功脱离险境。

然而，随着日军的炮火越来越密集，后勤车队和辎重队陷入了混乱。炮弹爆炸、骡马乱窜，许多军需物资散落一地，部分军人因惊慌失措掉头返跑。眼看形势危急，陈光因连日疲劳和精神压力过大，突然昏倒。

在医务人员的紧急处理下，陈光很快苏醒过来。与此同时，张仁初和刘西元已经指挥686团展开了反击。由于地形险要，日军在进攻时遭遇了猛烈抵抗，686团利用战术机动和地形优势，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

随着日军攻势逐渐减弱，陈光决定趁夜间转移，带领队伍绕过日军的封锁，最终在第二天拂晓与政委罗荣桓在东平县无盐村会合。此时，日军只发现了一个空村，错失了最后的机会。

陆房突围战，东进支队共歼敌1300余人，自己伤亡350余人。而就在同一天，远东的诺门坎，苏军也狠狠地给了日军一记沉重的打击。

尾高龟藏无法相信这场失败，愤怒之下，他命令部队抓捕了周边村庄的15个青年，强迫他们穿上八路军的制服，制造“八路军”被消灭的虚假战报。尽管如此，重庆方面给八路军发来了“殊堪嘉慰”的贺电，默许了115师进入山东的合法性。

这场战斗不仅是对日军的一次打击，也为八路军在山东的进一步扩展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