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杨志锦

界面新闻编辑 | 江怡曼

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情况表显示，今年三季度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一共18项，数量和上季度末持平；余额合计6.66万亿元，环比下降3727亿元，这是继二季度下降5083亿元后的再度下降。

具体来看，抵押补充贷款（PSL）余额下降2404亿元，贡献了最主要的降幅。抵押补充贷款创设于2014年，发放对象国开行、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主要投向棚户区改造、地下管廊建设、重大水利工程、“走出去”等重点领域，2019年11月达到3.6万亿元的峰值，此后有所下降。

PSL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期限较长；二是精准滴灌，通过向政策银行提供资金，来支持特定领域；三是兼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创设以来，PSL在支持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稳投资稳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2年，中央创设7400亿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资金来源主要是PSL。2022年9月-11月PSL余额重回增长轨道，此后又有所下降。

2023年12月-2024年1月，PSL再度增长，主要用于支持“三大工程”建设，即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今年4月以来，PSL余额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可能因为前期投放的棚改贷款、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到期所致。

降幅第二大的是科技创新再贷款。截至今年3季度末，科技创新再贷款余额865亿元，相比上季度末下降683亿元。

科技创新再贷款创设于2022年4月，由人民银行联合工信部、科技部创设，发放对象为21家全国性金融机构，明确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科技创新企业。对于符合要求的贷款，按贷款本金的60%予以低成本资金支持，按季操作。

该工具在2023年二季度已处于到期退出状态，因此从2023年三季度开始余额逐步下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退出指的是中央银行不再新发放资金，但已经发放的存量资金可以继续使用，最长使用期限可以达到3到5年，也就是说工具的机制设计本身就是缓退坡的。”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此前解释称。

目前，科技创新再贷款已被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接续。今年4月，央行公告称，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利率1.75%，期限1年，可展期两次。

央行当时称，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是对原有科技创新再贷款和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的政策接续，在总结两项工具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完善，支持金融机构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更好满足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领域的融资需求。

央行数据显示，三季度末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余额为7亿元，相比上季度末上升7亿元。余额较小的另一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采取“先贷后借”、按季操作的机制，即银行当季度先发放相关贷款，次季度第一个月才能向央行申请再贷款资金，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创设于今年4月，运作时间较短。

余额增长最高的工具为保障性住房再贷款，9月末该工具余额为162亿元，相比上季度增长41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创设于今年6月，发放对象为21家全国性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

今年9月，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中人民银行出资的比例，由原来的60%提高到100%。原来商业银行放100亿元，人民银行提供60亿元，现在商业银行放100亿元，人民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100亿元。

市场预计，支持比例上调后，有助于增强对银行和收购主体的市场化激励，加快推动商品房的去库存进程。

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目前18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中，有10项处于存续状态，有8项已到期。近期，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在创设中，但暂未体现在三季度报表中。

10月18日，人民银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发布《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其回购和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首期额度3000亿元，年利率1.75%，期限1年，可视情况展期。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适用于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1家全国性金融机构按政策规定，发放贷款支持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和增持。

“货币政策是宏观总量政策，如果激励机制设计正确，可以辅之以部分结构性功能。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通过设计适当激励机制，引导资金流向经济特定领域的货币政策，具有结构调整的功能。”央行前行长易纲10月18日在金融街论坛上表示：“近年来，我国进一步丰富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发挥其精准滴灌功能，取得较好效果，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总量型政策的压力，帮助提升了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