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RICE-CCES第44期“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与政策选择”沙龙，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热点进行了深入研讨。

9月10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RICE-CCES第44期“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与政策选择”沙龙，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热点进行了深入研讨。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授施东辉表示，从物价、资产价格、居民去杠杆行为来看，中国需要防范阶段性通缩风险。

“疫情是全球经济流量迅速收缩的‘导火索’。”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如果没有疫情的冲击，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跟今天有很大不同。中国也是这样，没有疫情，我们不会面临收入流量的收缩。即使负债率不低，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有付息能力，债务问题就不会变得像今天这样尖锐。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快速演变过来的，一旦有一个领域因为外部冲击而出现收缩，债务就出现违约风险，然后就会通过债务链迅速波及其他领域。即使存量可能不会受大的影响，但流量上会出问题，如付不了利息、租金、甚至工资，公司就可能不得不考虑开始裁员，最后必然让政府部门和家庭部门都受到流量收缩的影响。”

张军将四年前的疫情冲击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了比较。他认为，疫情冲击所导致的全球经济收缩状况更为严重，更持久。美国、欧洲的恢复情况都不乐观。同时，由于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发展，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比二十年前更紧密得多。

“跟那次全球金融危机相比不一样，那时候还有全球的合作与更负责任的治理框架，但现在地缘政治开始主导贸易和投资，资本从新兴市场退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经济不再可能通过加强全球治理与合作获得快速恢复，西方在构筑阻碍贸易和投资的小院高墙，开始与我们在很多方面分道扬镳。”张军说道，“孤立中国的政策实际上会限制更流畅的贸易与投资，西方世界的经济流量层面会经历收缩。总之，是疫情的原因，经济走势处于L形，并且这个L形可能代表了一个阶段。”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刘江会则指出，过去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延展是效率驱动、以效率为导向的。如今，在地缘政治及系列公共外部事件冲击下，这些跨国公司除了考虑效率因素之外，安全因素更凸显。

“今天基于安全逻辑推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演进力量，超过了基于效率的逻辑。” 刘江会说，产业空间布局，出现了“近岸化”“短链化”“友岸化”。中美直接贸易受到影响，但通过第三方的间接贸易，却是加强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由直线型变成了曲线型。很多中国企业，尤其制造业零配件企业外迁、出海，产业链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张军表示，多年来我们的阵痛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而今天还要面临流量收缩造成的阵痛。

“大家要放弃幻想，必须去适应这些改变。”张军指出，所谓适应就是得去寻找新的出路，这意味着整个经济要进入到一个转型的新时期。经济繁荣的时候很难形成转型的动力，现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要转型、地方融资平台要转型、地方政府也要转型，发展模式也要改变。也许，这就是现实，中国一定会加快模式转型的步伐。如果能够真正有了实质性转型，经济虽然回不到此前的扩张速度，但发展的质量也确实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关于政策选择，施东辉建议，货币政策对通缩风险宜出重手。常规的货币政策还有空间，而财政政策不宜反复摇摆，目前力度还是不够的。此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非常重要，并且要高度重视预期管理。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钟宁桦表示，中央政府原则上既要防道德风险，又要防系统性风险，还要防经济下行风险。他建议由中央政府“加杠杆”。

刘江会表示，要发挥巨型城市群在畅通产业内外循环中的空间价值。“城市群是产业链的备份基地，是科技创新策源地，是生产网络决策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