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贺力平资料图。本文节选自《跨境支付全球史：从马尔代夫海贝到数字货币》，2024年8月由中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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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力平、赵鹞：数字货币有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

历史上，货币演化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并有诸多重要转折，例如一般等价物从众多价值物中分离出来，金银等高价值物品被普遍接受为一般等价物，政府主导铸币并实行垄断铸币，出现与贵金属可兑换的纸币以及确立不可兑换的纸币制度等。19世纪中期后，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推动下，中央银行制度陆续诞生于诸多国家，其货币管理职能逐渐充实和扩展。至 21 世纪初，数字技术与加密算法始有能力挑战传统的货币发行与支付交易方式。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法定货币系统与以（全球）稳定币为代表的私人货币系统的竞争是未来跨境支付，特别是零售支付模式竞争的焦点与决定性力量。为了应对跨境支付难题，全球跨境（零售）支付模式创新的主线就是技术创新，这也是在金融科技创新这个大背景下发生与发展的。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全球稳定币”在跨境（零售）支付应用上取得成功，其与法定货币存在竞争关系，因而央行数字货币也会受其不利影响。具体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货币多数处于“弱势”，有的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全球稳定币”及储备资产中的“强势货币”偏弱，因而在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之前，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包括央行数字货币仍旧会受到“强势货币”的侵蚀。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央行数字货币通常被定义为以国家记账单位计价的数字形态的中央银行货币，这是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可用于零售支付和 / 或批发支付。由于其是央行发行和管理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表现形式，因而也被称为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不同，央行数字货币是基于加密算法、分布式账本、隐私增强技术等前沿技术的集成创新，通过数字化形式实现货币的流通、交易和结算；可以通过原子化交易（atomic transaction）实现资金的实时结算，从而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将在未来重塑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有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

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中国已经率先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和试点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探索和推进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应用。

当前，全球主要央行和支付相关国际组织对跨境支付的重要性已基本形成共识，二十国集团（G20）将推动跨境支付发展确定为优先事项，制定了加强全球跨境支付路线图。2020 年在沙特轮值 G20 主席国期间，G20 就将“加强跨境支付”作为该期间的优先事项并达成一致。2020 年 10 月 13 日，金融稳定委员会发布《加强跨境支付第三阶段发展路线图》，列出了五个重点领域的行动和指示性时间表（表 5-2）：一是致力于达成对跨境支付公共与私营机构合作的愿景；二是协调监管、监督框架；三是改善现有支付基础设施，以满足跨境支付市场的需求；四是通过加强数据和市场实践，提高数据质量；五是探索新型支付基础设施的潜在作用。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BISIH）牵头了一系列跨境支付创新项目。其中，加强相关国家快速支付系统（FPS）跨境互联的创新项目“联结”（Nexus）属于跨境支付路线图之三，即改善现有支付基础设施以满足市场跨境支付需求，特别是零售跨境支付需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国家正在探索包括央行数字货币在内的数字货币用于新的支付基础设施的潜在可能，包括瑞典、日本、加拿大、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美国、欧盟、英国、印度等主要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亦在加速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进展。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试点工作正在全球范围内推进。

数字货币有利于解决跨境支付难题。

首先，数字货币帮助中央银行管理从实物现金转变为可公开获取的数字替代品。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例，通过提供这项服务，央行支付可以扩大包容性，刺激市场竞争，并可能降低成本。其次，在提供多种私营部门数字支付替代方案的环境中，央行数字货币还提供了一种支持主权支付稳健性的机制，还可以帮助解决私人加密资产带来的某些风险——这些资产的扩张可能会取代当地货币的使用，进而削弱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操作的能力。最后，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司法管辖区为央行数字货币确保稳健、安全和符合监管的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重要。央行数字货币还应保持与传统的跨境支付选项兼容，并对其进行补充，推动数字时代的国际支付安排向前发展。

当前，在国际清算银行的牵头下，全球领域的数字货币跨境支付模式基本可分为三种。一是兼容模式（compatibility），即各国货币当局自主研发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独立决定规则、治理、参与者准入及基础设施的搭建，但不同经济体通过建立特定安排促进系统的兼容，例如建立通用的信息格式、加密技术、数据需求、用户接口及法律和监管规范等；二是互联模式（interlinkage），不同数字货币基于不同分布式账本发行，通过共享技术接口或制定统一清算机制实现不同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如 Jasper-Ubin 项目、Stella 项目等；三是单一平台模式（single platform），不同央行基于自身需求和不同标准发行各自的数字货币，通过建立单一规则和治理安排、相互认可方案、单一基础设施和分布式账本等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整合入一个系统，更好地改善前述两种模式的复杂性、分散性和集中度，如 Dunbar 项目、Jura 项目、MAS 项目和 Aber 项目等。相对而言，第一类及第二类模式在技术设计上更为开放，但是对技术和不同经济体的协调提出了较高要求，第三类模式的优势则在于不需要依赖尚未成熟的跨链技术，技术上更为开放和包容，同时各国央行均可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来保护货币主权。其中，作为单一平台模式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已率先走出实验室进入真实测试阶段，准备进入商用阶段。该创新项目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泰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阿联酋中央银行共同参与。

总体而言，全球范围内数字货币改进跨境支付的努力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一是探索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在革新现有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特别是报文网络方面的技术潜力，以形成新型跨境支付模式，如 mBridge 项目、Mariana 项目、Dunbar项目以及美国的 Cedar 项目等。二是探索批发型 CBDC 在跨境支付相关场景中的应用，比如 Helvetia 项目已经完成批发型CBDC 在银行间跨境结算、跨境证券交收等跨境金融场景的测试；注重研究批发型 CBDC 在兼容境内和跨境支付系统乃至实现统一的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技术潜能与应用前景。三是评估那些在去中心金融市场实践中已经得到应用的新技术在跨境金融领域的适用性与合规性。

当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大成效，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的权重将更加充分反映出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与地位，一种基于动态调整一篮子央行数字货币的超主权数字货币设想或将日益具有可行性，有助于解决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存在的内生不稳定性，缓解“新特里芬难题”。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人民币国际化各项指标总体向好，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稳步提升，投融资货币功能进一步深化，储备货币功能不断提升，计价货币功能逐步增强。2021 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3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0%，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2020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数字货币等国际规则制定，塑造新的竞争优势。2022 年 12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要求，开展本币互换合作，深化数字货币合作，推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有理由相信，通过构建基于数字货币的货币伙伴与新型国际协作制度，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货币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培育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新优势，是我国积极顺应全球货币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货币治略。

现在，114 个国家正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占全球 GDP 的95% 以上。其中，11 个国家已经全面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项目，其他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央行也正在研究和试验。几乎各主要经济体的公共与私人部门都在探索如何通过科技为货币金融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思路与方案。一方面是研究探索批发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实现央行货币的数字化能力。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货币的数字化，如代币化存款（tokenized deposits）也正在得到更多的关注。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以央行数字货币为根基的数字货币谱系更加丰富多元，能够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对平等且可自由参与的新型跨境支付体系，并以此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及全球金融治理的公平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