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两度入主白宫，其“美国优先”理念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了深远且颠覆性的影响。

他通过关税、补贴和监管松绑等手段，不仅重塑了美国汽车产业格局，也迫使全球车企重新评估供应链布局，加速了汽车产业的区域化和模式重构。

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军事决策也因之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而引发汽车产业的连锁反应。

剖析特朗普对汽车产业所施加的举措，核心在于贸易保护和制造业回流。这其中，关税政策无疑是特朗普重塑全球汽车版图最直接的武器。

关税风暴 已让车企至少损失350亿美元

如果说关税是贸易的语言，那么特朗普正是使用这门语言最丝滑的那个人，他以此改写全球汽车工业的规则。

据美国汽车媒体统计，截至3月中旬，特朗普关税自2025年起已让车企至少损失354亿美元。

这一巨额数字反映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对汽车行业产生了何等剧烈而迅速的冲击。该数据包含2025年全年关税成本，以及部分车企对截至今年3月的成本预测。

各车企的关税成本差异悬殊，这取决于不同企业在美所售车型中从海外进口的比例，以及为美国生产采购关键零部件的来源地。

丰田预计将成为关税成本最高的车企，其2026财年关税成本预计达1.45万亿日元（约627亿人民币）。

财报显示，通用、福特和Stellantis底特律三巨头2025年因关税损失65亿美元。宝马、奔驰、本田、现代-起亚、马自达、日产、斯巴鲁和大众，均已报告或预计关税成本超过10亿美元。而这些成本损失仅仅只是开始。

特朗普政府将关税定位为激励车企和供应商在美国本土生产整车及零部件的手段。这些贸易政策是否长期稳定，目前还难以判断。艾睿铂（AlixPartners）全球汽车与工业业务联席主管丹·赫尔施表示，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政策实施一年之后，很多车企仍在试图厘清哪些关税可能长期保留、哪些有可能通过谈判降低或取消。他指出，只有政策更明确，车企才能就零部件采购、调整生产地点与方式以规避关税做出更多决策。

“这仍然很难操作，因为政府在关税的实施、保留、上调、下调及新增方面，一直不够清晰和一致。”赫尔施说。

基于特朗普政府2025年与贸易伙伴达成的多项协议，车企需为进口到美国的整车支付关税，税率因原产国而异。欧盟、日本和韩国产整车关税为15%；而加拿大或墨西哥生产、符合北美自由贸易规则的整车，其非美国产内容价值部分需缴纳25%关税。对于中国汽车而言，拜登政府已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了100%的惩罚性关税，加上25%的进口关税，直接将中国品牌关在了美国市场之外。

除此之外，许多汽车零部件也被征收关税。钢铁和铝进口关税为50%。

全球汽车版图的撕裂

AutoForecast Solutions全球汽车预测副总裁山姆·菲奥拉尼表示，在等待政策更明确的过程中，多数车企选择自行承担关税成本，认为许多关税是临时性的。这避免了部分分析师在关税宣布时预期的大范围涨价，但却对企业利润造成了巨大冲击。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基于被认为是临时的情况涨价并不合理，因此许多企业最初选择自行承担这些成本。”菲奥拉尼说。

尽管如此，部分涨价和生产转移仍不可避免。保时捷已多次上调美国市场售价以覆盖关税，尽管已做出巨额投资承诺，仍在考虑是否在美国生产整车。“在美国生产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这需要巨额投资，”保时捷CEO迈克尔·莱特斯在3月11日公司年度业绩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正在评估，但目前尚未做出决定。”

关税对不同国家汽车产业的冲击并不相同。

日系、德系、韩系品牌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很高，这些品牌是高额关税的直接承担者，其利润被严重侵蚀。如上文所述，丰田承压最大，为应对成本压力，丰田被迫承担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零部件的额外成本，并考虑进一步提高在美国的生产能力。

而墨西哥和加拿大作为美国汽车业最为紧密的邻国伙伴，其出口额的26%和10%依赖美国汽车市场。对于整个汽车行业而言，《美墨加协定》（USMCA）的作用至关重要，该协定规则可以帮助产业争取部分关税减免。菲奥拉尼认为：“汽车行业依赖美加墨三国间的自由贸易，零部件从最适合的地方采购，这让车企在全球范围内更具竞争力。”

如今，在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下，《美墨加协定》将于7月前接受强制性审查，这让此前的行业传统面临挑战。特朗普多次威胁退出该协定。车企和供应商敦促美国保留与邻国的三边协定，称这对该地区的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

以通用汽车为例，其在墨西哥的工厂是其北美供应链的核心，关税政策使公司面临生产中断和裁员风险。

事实上，美国三大车企在特朗普两次任期内均经历了巨大的财务冲击和战略调整。福特汽车在2025年第二季度因关税造成的成本支出高达8亿美元。CEO吉姆・法利被迫撤回了公司的业绩预期，表示“影响和政策变更的可能性让我们暂时无法提供可靠的业绩展望”。

反倒是特斯拉这样本土化程度较高的车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增加了它们的优势。通过关税，特斯拉等品牌可以利用成本优势巩固市场地位，甚至可能从竞争对手的困境中获益。马斯克曾表示，关税对特斯拉的影响“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是好的”。

美伊关系带来的供应链震荡也让全球汽车产业备受挑战，其源头正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封锁风险并未直接作用于汽车生产线，但随着基础能源和物流成本的抬高、不确定性的加剧，车企必须重新评估其生产和物流网络的韧性。

这仅仅只是一个切面。无论是第一个任期还是第二个任期，特朗普始终坚持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这在汽车行业中更是如此。由地缘政治、成本变化和韧性需求共同驱动，一场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正在发生。这将导向一个更加碎片化、复杂化且高成本的全球制造网络。

无人幸免 电动车政策退坡

在电动化进程上，尽管尚未受到关税冲击，但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美国电动汽车品牌并未能在特朗普政府的系列政策中全身而退。

特朗普上任之后，立刻取消了7500美元的电动车税收抵免，并征收电动车附加费，以此改变燃油车与电动车的成本对比，减缓电动化趋势，保护传统燃油车产业。此外，特朗普政府针对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CAFE）标准，提出了重大的削减和调整计划，从而废除拜登政府设定的严格目标，以降低车辆成本并减轻传统车企的合规压力。这更有利于传统燃油车制造商减缓电动化进程。

作为“让美国再次强大”理念的坚定倡导者，特朗普一直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他对电动车也持负面评价，并多次公开批评电动车政策，称其为对消费者选择的粗暴干预和 对美国汽车工业的毁灭性打击。这种态度不仅影响着政策的制定，也动摇着投资者对电动化前景的信心。

尽管特朗普的反建制形象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美国传统汽车行业，但传统汽车制造商实际上并不好过。在承受巨额关税成本的同时，它们还因电动车业务的持续亏损而面临重组，以应对销量不及预期、以及7500美元联邦电动车购车补贴取消的局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电动车重组成本已接近700亿美元。

总体来看，特朗普对汽车行业的影响是多层次、全方位的。通过关税、撤销电动车，支持放松监管等政策，他改变了美国汽车产业的内部环境与外部联系，并加速了全球汽车生产与供应链从全球化向区域化、本土化的深刻重构。这一切最终让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成本分布和未来技术发展都变得更加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