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5年4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国际货币研究所承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250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著名货币史学者，原《中国钱币》主编姚朔民先生，以“不惜铜与济用权宜——中国古代货币在国家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为题发表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货币超越交易媒介的深层功能，揭示了其在国家经济调控中的独特机制。姚朔民从东西方货币体系的差异切入，结合战国至明清的历史案例，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货币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资源调配，并以此回应现代货币理论的争议。

不惜铜与济用权宜——中国古代货币在国家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以下为报告全文：

姚朔民开场指出，传统上货币史学家主要将中国传统铜铸货币视为简单的交易中介，然而，铜钱时代的中国货币不仅承担流通与支付职能，更在国家资源配置中发挥调节作用，超越了传统货币史对五大职能的局限。

一、 西方古代货币制度与中西方货币史对比

姚朔民首先回顾了传统经济学与货币史的鸿源。他指出，自古希腊以来，地理与贸易视野都以地中海东部为中心，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所描绘之疆域——从西班牙延伸至今日的阿富汗——便是以亚历山大东征为界限；与此同时，中国张骞出使西域至波斯东部，发现民间私贸已初具规模，但当时东西方缺乏政治与学术层面的官方交流，这种交流难以深入。因此，东西方货币体系长期呈现相对独立的发展格局，东方以中国的铜铸方孔圆钱为主，西方则以希腊罗马的金银打制币为典型。

图1：斯特拉波《地理志》所描述的世界

在论及西方货币时，姚朔民指出其四大特征：一是以黄金、白银为主的贵金属，本位制下罗马亦有较多辅币；二是打制工艺——以上下模砧与锤击形成圆形币胚，镌刻君主头像或神祇图像，其中，Moneta女神的名字演化为了现代英文“Money”，意思是“货币；钱，金钱；财产”；三是图像及文字并重，正反面分别呈现君主肖像与神话题材；四是以重量与成色为价值标准，体现早期货币的交易中介功能。相对而言，自先秦至汉初，中国钱币主要以铜、铁等贱金属铸造，采用铜水浇铸于模具，形成方孔圆形、文字为主的币制；自汉初起，作为交易的中介，中国古代钱币的面值逐步脱离重量标准，至唐代“开元通宝”面额与成色分离，奠定其成为“名义货币”的基础。

图2：罗马 MONETA银币（左1、左2）与汉五铢和唐开元通宝（右1、右2）

针对地中海东岸的西方早期文明，姚朔民指出，地中海东岸早期文明演进循序渐进，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以及古希腊城邦先后兴起。最早成为文明的是两河文明，它产生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苏美尔以及以后的古巴比伦区域，也在大致同一时期，非洲的尼罗河孕育出了古埃及文明。但是，对后世文明影响最大的，也即文明的源头，其实是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出现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城邦因丘陵密布与平原稀少的缘故，形成了众多独立聚落（城邦国），而没有成立一个共同的国家。这些小土邦有共同的生活习俗，但是缺少一个共同的政治与权力中心，他们依据各自的气候与地形优势，就葡萄酒、陶器、木材与石料等各类特色产品开展之间的沿岸商贸，于是商业成为了古希腊地区主要的生活方式，各个小城邦的经济逐渐变得专业化。

图3：古希腊地形

因古希腊及其周边地区零售商业的发达，而“以物换物”的贸易方式并不便利，于是出现了对货币的需求。当时，希腊与小亚细亚之间的土著“吕底亚”位于交通要道的位置，那里的商人利用山川冲积得到的琥珀金合金铸造打制货币，最初以凿纹标识，并逐渐演化为区分金币与银币的双金属体系。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曾评论，君主铸币易获广泛信任，商人亦可铸币，但信用传播范围有限。吕底亚当时就由僭主打了代表性的铸币，后来各城邦纷纷模仿王权铸币模式。

图4：吕底亚的琥珀金

雅典凭借自身银矿丰富的优势，铸造以雅典娜与猫头鹰为图案的银币，信誉与通行范围扩及腓尼基、巴比伦及印度西北等地。另外，爱琴岛、科林斯、罗德岛、萨索斯等古希腊城邦亦有各自不同图案的银币。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他所铸的“亚历山大头像—宙斯图像”金币亦广布中亚与印度西北，为世界所喜爱。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中世纪，欧洲一直小国林立、无法统一，所以诸多欧洲小国仍自主发行货币。

图5：古代希腊城邦与银币

图6：希腊雅典银币

图7：亚历山大称王银币

直到十五世纪欧洲出现钱币工厂，手工锤铸与十七世纪德国螺旋压力机的引入，铸币效率方有所提升。安特卫普的“板凳”（bench）兑换桌见证早期银行家兑换业务，也为现代银行柜台模式奠定雏形，Bank是从Bench（音同）来的。姚朔民以“铸币税”一词（seigniorage）阐释封建领主对铸币权的垄断与收益分配。Seigniorage的词根是Seignior，意思是“封建领主、庄园主”，因为当时只有封建主才能运营造币厂，而一般的个体是不会有财力与人力从事铸币工作的。因为铸币的成本高、风险大，所以只有封建主等有钱人才有运营铸币厂的资本。

图8：安特卫普银行钱币兑换桌

最后，姚朔民对比了近代中国与中世纪欧洲的铸币体制：1933年国民政府废除银锭、1935年实行银本位，规定私人须将贵金属提交中央造币厂按纯度与重量收取铸币费率，其模式与中世纪造币厂相仿。他引述哈耶克“货币竞争优于垄断”的观点，强调历史与实践是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并认为中国千年货币演进为当代电子支付与加密货币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中国金属货币的起源可追溯至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由于当时处于诸侯割据、政权林立的局面，不同地区发展出了形制各异的货币形式。例如，燕国与齐国均采用刀形币，表明华北北部至山东一带盛行刀币制度。而韩、赵、魏三国本属晋国，在“三家分晋”之后各自独立建国，因同源而均使用铲形币。尽管三国所用铲币在具体形制上略有差异，其基本形态仍统一为铲状。

楚国则相对较晚形成金属货币体系，其主要流通货币为青铜小颗粒钱，因体积极小，被称为“蚁鼻钱”，形似蚂蚁之鼻，仅有指甲盖大小。此外，楚国在战国时期也是唯一使用黄金铸币的国家。这类金币常被铸造成带有格纹的方形，其使用方式并非按枚数计价，而是通过切块称量进行交易，体现出称重货币的特点。秦国的货币制度较为规范，早期铸币为圆形圆孔，后期则统一为圆形方孔。这种“方孔圆钱”的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秦统一六国后，正式确立了圆形方孔钱的标准样式，使得中国货币制度逐步走向集中与统一。

中国与古希腊不同，地理结构决定了货币制度的不同发展路径。古希腊多为山地、海岛，地域分散，而中国的政治与文明发展则发生在一片广阔的大平原之上。考古学界将这一现象称为“满天星”格局，即在辽东有红山文化，长江流域有良渚文化，中原地区则有半坡和仰韶文化，而山东地区则为大汶口文化。这些文化在周朝时期逐渐融合，发展为稳定而权力集中的政体。

随着秦国的崛起及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中国的货币制度亦逐渐由多样趋于统一。秦统一六国之后，全国范围内采用统一制式的货币——圆形方孔钱，为中国此后数千年的货币制度奠定了基础。

图9：中国地形

到战国时，国家就开始逐步加强对货币与粮食的管理干预。其中，魏国的政治家李悝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代表。他在推行变法时，提出了以“平籴法”为核心的粮食调控机制，并试图以制度设计来缓解农民生计困境与市场波动风险。

李悝对当时实行的井田制进行了系统分析。根据他的测算，一户五口之家，若种植面积为一百亩，每亩收获粟1.5石，则年总产量为150石。在这一前提下，若按“十一税”的标准向国家缴纳税粮15石，农户实得135石。每人每月食用约需1.5石，五口之家合计消耗90石，剩余45石。若按每石折算为30钱，则可得收入1350钱。

然而，农民的社会支出并不仅限于口粮。传统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要求其参与集体祭祀、供奉祖先等活动，如采购香料、祭器、牲畜等，每户年支出约需300钱。此外，基本衣物支出为每人30钱，五口之家合计150钱。综合支出后，不仅盈余尽失，反而出现450钱的赤字，反映出农民生活的极大困窘。

为缓解这一问题，李悝提出“平籴法”，即由国家设立专门机制，对粮食进行收购与调剂。他将农业产量划分为“上熟”（丰年），“中熟”（常年）与“下熟”（歉年）三类。在丰年中，假设收成为正常水平的四倍，即600石，国家收购其中的300石，农民自留200石，尚余100石自由处置；中熟年收获450石，官府收购200石，农民自留150石，亦有100石剩余；而在下熟年，收成仅300石，农民自留150石，国家同样收购200石。

对应地，在灾年则分为“小饥”“中饥”与“大饥”三个等级。当农民仅收100石时，国家根据此前储备的粮食进行“官粜”，即以合理价格出售粮食予农户，弥补其不足；中饥年，农户仅收70石，政府出售200石以维持其生活；在大灾年中，产量锐减至30石，政府则粜出高达300石的粮食。通过这一套制度，国家试图稳定粮价，保障民生，缓解灾年波动带来的冲击。

当然，这一设计更多地是一种理想化的顶层制度安排。实施过程中存在粮食储藏技术落后、丰歉年无法精准预判、收储调配机制不完善等诸多现实困难。但从制度思想角度看，这一方案极大地推动了国家对物资和货币的宏观调控意识。

李悝的设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奠定了“常平仓”制度的理论基础。常平仓作为国家储粮与调控物价的核心设施，历代沿用不辍。在河北蔚县，现存的常平仓遗址仍保存较好，其厚实的墙体与架空通风设计，体现了古人对粮食储藏条件的科学考量。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统筹能力，也标志着中国古代财政管理思想的成熟。

图10：蔚县常平仓遗址

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及其背后的学术背景，代表了当时经济思想与治国理念的重要发展。首先需指出，“管子”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他曾担任齐国的“相邦”（相当于后世的“宰相”）。需要说明的是，“相邦”一词至汉代因避讳刘邦之名而改称为“相国”，但本意不变，指辅佐国家治理的重要官员。

春秋时期尚无私人著述和独立的学术机构，尽管关于管仲的传说流传甚广，但当时并未留下系统的文字资料。《管子》一书并非管仲一人所著，而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对其思想的传承、发展和诠释的结果。稷下学宫由齐国在都城临淄的西门——稷门之外建立，是当时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开放性学术机构。该学宫不拘一格地接纳各国、各学派的知识分子，提供食宿、支持其讲学与研究活动，同时允许学者招收学生、开展辩论和研究，甚至可直接向国君建言献策，形成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

图11：稷下学宫遗址

在稷下学宫鼎盛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士人学者云集于此，形成了极为活跃的学术氛围。齐国国君对这些学者地位推崇备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环境堪比古希腊雅典学院之盛况。学宫的遗址已于近年在山东淄博齐国故城西门外被考古发现，确认其历史真实性，并在现场立碑纪念。

《管子》一书正是稷下学宫中崇尚管仲之学派的众多学者撰写论文、论述观点的结集。这些学术成果经过汉代文人的系统整理与筛选，去除重复与不符合主旨者，最终合编成书流传后世。该书版本众多，内容繁杂，其中以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所完成的整理版本最为系统、权威，分校数本，校勘精细，成就斐然。

《管子》的内容丰富，后人将其分为“内言”“外言”“经言”等数类，共计七十余篇。其中，《管子·轻重》十九篇在经济思想史上尤为重要，是研究古代经济理论的核心文献。这十九篇包括《匡乘马》《乘马数》《问乘马》等，尽管部分篇章仅存题名而正文已佚失，但仍是研究战国经济制度与财政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管子》中的经济术语往往带有先秦特有的语义，理解上具有一定困难。例如，“币”在战国以前原本指的是用于礼仪的重礼，尤以丝绸为代表，尚不具备明确的货币属性。而在《管子》一书中，“币”则转化为具有货币职能的概念。此外，“刀”也指齐国当时所使用的刀形货币，即“刀币”。书中称其为“通施”，强调其流通职能，所谓“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意指粮食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而货币则是交换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介。

在西汉时期，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掌控，政府推行了“官营盐铁”政策，即将食盐和冶铁这两项重要物资的生产与流通收归国有。根据《汉书》的记载，“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也即，政府通过测算官员的俸禄、行政支出和管理费用，来确定应向民众征收的税赋总额。然而，山林、河湖、园池等自然资源，以及市场收取的租税，并不计入统一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是作为天子及诸侯封君的“私奉养”，用于皇室与贵族的日常开支。这标志着西汉财政体系的“双轨制”格局，即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相互分离，各自独立运作。

在实施官营制度的过程中，汉政府任用两位富有经验的大商人，协助整顿盐铁产业。其中，一位是来自齐地的著名盐商东郭咸阳，另一位是南阳地区的冶铁商人孔仅。政府通过他们的协助，将原本由民间经营的盐铁产业全面收归国有，实现了“盐铁官营”的体制转换，从而强化了中央对重要资源的控制能力。

此外，西汉还设立了“水衡都尉”这一官职，用以统筹皇家园林“上林苑”的财政收入。根据《周礼》的记载，古代对山林河湖的管理设有专门的职官——“山虞”和“泽虞”分别负责山林和河湖的政令，“林衡”与“川衡”分别负责有关山林与河川政令的具体执行和相关事务。西汉在此基础上加以制度化改革，在上林苑设立“水衡”机构，统管该区域内山川湖泊的税赋收入，并由此形成一套服务于皇室的独立财政体系。

当时，从今陕西周至、户县、长安、蓝田直至渭水以北的武功、兴平一带，皆为皇家直辖的园林区域。在这一范围内，各诸侯国向皇室进贡的物资需集中至上林苑，致使长安周边堆积如山。然而，由于进贡物资往往超出实际所需，再加上运输成本高昂，出现了物资浪费与调配不均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西汉政府设立了“均输”制度。

该制度要求地方设立“均输官”，由其负责将各地土特产按需收购，再运至需求地进行销售，借此实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通与再分配。所获得的资金亦可用于平衡各地财政收支，调剂余缺。这一制度不仅优化了财政运行效率，也缓解了因贡品运输而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

图12：山东寿光盐业遗址

在宋代，由于边疆局势长期紧张，朝廷推行了一项名为“入中”的制度。所谓“入中”，是指由政府鼓励商人将粮草等物资从内地运送至边境。具体做法是，商人在内地采购粮草、布匹、木材等物资，运至边境指定地点交付，政府则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进行收购，以激励商人积极参与边境物资补给。完成运输任务后，商人需前往东京（今开封）设立的榷务机构领取报酬。报酬形式包括现银或“交引”，即一种凭证，持“交引”者可前往盐场领取相应数量的盐。盐作为古代国家的专卖物资，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商人取得盐后，可自行进入市场销售，从中获取利润。这一制度实际上是以国家专卖的盐作为中介，通过“物资—盐—货币”的循环机制，间接实现了边境军需物资的筹集与运输，有效缓解了财政压力与边防补给困难。同时，这也体现了宋代政府在财政与物资调度方面的灵活运用和制度创新。

图13：宋朝北方周边形势

在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货币制度极为混乱。南朝的南齐时期，有位名叫孔顗的官员提出了关于货币制度的重要见解。他指出，货币混乱的根源在于政府“惜铜爱工”——既舍不得使用铜料，也吝于工艺加工，导致钱币质量粗劣、分量不足。他批评这种做法源于一种轻视货币功能的态度，认为钱币不过是交易工具，因此便追求省料省工，结果反而造成更大的经济混乱。

孔顗认为，理想的货币应当如汉代的“五铢钱”那样，质量精良、轻重适度，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物资交换价值相匹配，因此才能长期稳定流通。他主张政府应设立泉府（即造币机构），地方出资供金，大力推动铸币事业，恢复汉代“五铢钱”的标准。这一思想后来深受明代思想家丘濬的推崇。

丘濬是明代著名学者，著有《大学衍义补》一书。该书以《大学》为基础，试图补充朱熹《大学章句集注》中对“治国平天下”的具体阐述，全文达160卷。其中第二十六卷《铜楮之币上》讨论铜钱，第二十七卷《铜楮之币下》探讨纸币。他把孔顗批评当时政府的：“惜铜爱工”推到了极致，提出“不爱铜、不惜工”的主张，认为这是“万世铸钱不易之良法”，主张哪怕花费高昂，也应保证钱币质量。他甚至认为，一枚钱的制造成本即使达到一枚钱本身的面值也无妨，哪怕以后还将产生运输、储存、发行等全套管理费用。

图14：丘濬故居

丘濬主张国家必须牢牢掌握货币铸造与发行权，将其作为国家治理和资源调节的重要手段。他的思想影响深远，晚清重臣王茂荫也深受其影响。王茂荫尤其重视纸币的制度设计，认为纸币应“济用权益”——即以社会需要为核心，权宜而用。纸币的发行应与当时的经济形势相匹配，不可滥发，更不应将其视作可以无限制发行的工具。他的主张亦受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肯定，是唯一一位被马克思提及的中国经济思想家。

从南齐孔顗到明清思想家丘濬与王茂荫，中国古代关于货币制度的思考强调的是质量、节制与国家主导，铜钱的“不爱铜”和纸币的“济用权宜”等重要概念对于理解中国古代财政金融制度具有启发意义。

图15：王茂荫

三、总结

姚朔民从古希腊与中国早期贸易的比较切入，梳理了东西方金属货币的起源与工艺差异；回顾诸侯林立时代刀币、铲币与方孔圆钱的演变；阐释战国至汉唐国家在税制、粮仓、盐铁专营等方面对货币与物价的宏观调控；介绍稷下学宫及《管子》“轻重篇”对货币思想的贡献；并从南北朝至明清分析历代经济思想家对货币质量、发行权与纸币“济用权益”的讨论。其演讲贯穿历史脉络与学术思想，呈现出中国的货币不仅是交易和支付的工具，更是中央政府调节的支配国家自然资源和社会物质资源的工具。描绘出中国古代运用货币的政策和思想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多重因素驱动下不断演进的全景。

通过对东西方货币制度的概述，说明东西方的货币制度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是适应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政治条件、社会条件的。

整理人：赵柯斐

监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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