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加大逆周期调节、扩大内需非常好的时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经济已经有一个复苏向上的势头，政策应该再往前迈一步。”日前，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2025年第四季度宏观政策报告发布会上，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提出，2026年我们要更多倚重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激发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

不过，当前关于宽货币政策力度的分歧依然存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认为，基于今年对海外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以及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较乐观的预期，加上降息的制约因素较多，今年货币政策可能不需要“踩太大的油门”。

扩内需应更多倚重货币政策

上述报告提到，中国经济尽管在2025年经历了巨大的外部冲击，但保持了较强韧性，而且已经出现诸多经济复苏早期阶段特征：股票市场、人民币汇率、社融增速、企业存款等金融指标有明显提升，企业盈利止住连续多年的下行趋势，消费、劳动力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025年）经济复苏的支撑力量主要来自财政、外需和前期的价格调整。投资和房地产市场仍然面临较大压力，经济的内生动力仍然偏弱，复苏的可持续性有待增强。”报告指出，2026年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力度仍是关键，其中货币政策是激活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依托，是“重中之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在张斌看来，当前我国经济复苏缺乏可持续的内生动力，民营企业投资、居民买房和消费的意愿都还偏弱，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对于融资成本而言，企业盈利预期太低，企业投资“算不过来账”；另一方面，相对于租房而言，购买和持有住房的成本太高，买房也“算不过来账”。

“如果民营企业投资和居民购房需求难以充分恢复，全社会支出水平偏低，进而限制全社会收入水平增长，居民收入和消费也得不到内生力量的支撑。”聚焦2026年的逆周期政策，张斌认为，尽管政府公共投资仍有空间，但受限于对公共债务水平过快上升的担忧、地方综合财力的下降、可投资项目协调难度的增加等因素影响，财政更进一步大幅发力的空间受到制约。

在此背景下，他建议，当前经济复苏需要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主导+市场自发力量”双轮驱动，货币政策在其中的作用尤为关键。对于财政政策，张斌认为，财政政策应该从结构上进一步优化，除以旧换新等方向外，更多地“把钱花在老百姓想花钱都解决不了的事情上”。

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认为，当前，除了供强需弱进而扩内需的压力，缓解低通胀压力同样迫切。从国际经验来看，摆脱低通胀需要一套政策组合拳，货币政策能够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货币政策力度需要多大

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在扩内需方面协同发力，张斌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把扩大内需看作一把大火，那财政政策就像是助燃剂，货币政策像是一场大风，有了助燃剂，而且风很大，这个火就能燃烧起来。”他认为，我们过去更多靠财政政策这个“助燃剂”，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加大风量。

随着央行在近期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释放出今年降准降息仍有空间的信号，市场对宽货币政策何时落地、如何落地等关注度升温。

张斌认为，宽松货币政策要通过“改变预期”和“让微观主体算得过来账”发挥作用，通过更加明确的通胀预期管理和大幅度降低政策利率，有望让民营企业投资和居民买房“算过来账”，激活经济持续复苏的内生增长动力。

但考虑到银行经营压力、汇率掣肘等因素，市场上关于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的分歧一直存在。郭凯认为，今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预计与2025年持平，同时需降低7天逆回购利率、存款利率和LPR利率10～20BP，同时提供略高于2025年的中长期流动性。

“货币政策保持社融增速和2025年大致持平（就可以保持名义GDP增速高于2025年），降息预计10～20个基点。降息还面临别的制约，所以降息幅度是很有限的，但中长期的流动性得给够，降准是一种方式，另外（央行）会通过‘麻辣粉’（MLF）、国债买卖等组合来提供流动性。”他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近期，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对当前物价问题进行表态并明确政策举措。黄益平认为，相较于高通胀，低通胀对经济的伤害性不低甚至更严重，未来的确需要更加重视价格指标，上述政策和相关表态是非常积极的政策信号。

考虑到低通胀持续，关于参考名义GDP目标，或将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更高维度的硬性目标等必要性的讨论增多。郭凯认为，将名义GDP作为政府工作目标的确是短期内走出低通胀状态相对有益、也是更容易实现的方式。“一方面，这跟我们国家的治理结构更契合，另一方面，短期追求CPI目标很难实现，还可能加大物价波动。”他说。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