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的货币产生于商周时期，海贝是中国最早的货币，这一直是中外学界对中国货币起源共同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许慎《说文解字》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而行钱。”近代以来，科学考古出土的大量海贝，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也为海贝曾是商周时期的货币提供了大量实证材料。但是世纪之交以来，中外学界对“海贝货币说”进行了重新审视，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考古出土的实物只提供研究的资料，它不会告诉我们其性质。虽然之前学界对“海贝货币说”没有提出过怀疑，但是客观地来说，支持“海贝货币说”的研究成果缺乏深入的学理性和体系性的论述，存在理论依据的误用，对于货币产生的逻辑机制还缺乏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支撑，“海贝货币说”在对商周社会结构上的认识也很容易被攻击。

作者丨高聪明（中国钱币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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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贝货币说”的依据

“海贝货币说”所依据的主要是马克思的货币起源理论。一般认为商周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出现了分工和阶级分化，产生了商品交换，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应运而生，而海贝正是商周时期的货币。较为系统全面论证商周时期海贝是货币的当属杨升南先生。他认为，就生产力水平来说，商代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三大生产部门都有很高的水平，三大行业的分工已经形成。虽然宗族或家族组织仍然较为普遍存在，但是宗族或家族不是一个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组织。商代社会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分层社会，个体家庭已是其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当然不排除劳动中的互助与协作）。这就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商人自有经商的传统，文献中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周公让殷都的人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平民阶层的交换应是以生活日用品为主，这与贵族阶层进行交换的物品有所不同。在这样的社会里，互通有无的交换行为不可缺少。所以，在商代商品交换应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发展，就对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出现提出了要求。总之，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商品交换和市场，从而具备了货币产生的条件。因而，贝就以其本身所具的特点，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一般等价物”。杨升南认为，商周时期贝已具备货币的四种职能，是实用的货币。他以举例方法分别说明贝的货币职能，如以《卫盉》铭文说明贝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以青铜器中赐贝说明贝有支付手段的职能；以《亢鼎》铭文说明贝有流通手段的职能；以贝为随葬品说明储藏手段的职能。不能不指出的是，这样的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简单、机械的问题，例如为了符合马克思关于货币起源的条件而认为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分工和商业，海贝已经具备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这样的论述略显粗糙，缺乏对商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客观认识，也没有对于货币产生机理的逻辑分析。

中国台湾学者李永迪，美国学者柯鹤力（Constance Cook），日本学者柿沼阳平等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李永迪认为，海贝在商代和西周的主要功用是装饰、随葬和礼仪，西周中期开始具有价值尺度的功能，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但还不是货币。柿沼阳平认为商周时期是“馈赠交换经济”，殷商时期赐贝的习俗被误传，“海贝=贵重品”的记忆在战国秦汉时期产生了“殷周海贝=货币”的认识 。著名的美国中国史学者万志英（Richard vonGlahn) 在《剑桥中国经济史》中肯定了这些学者的意见。“在周早期，延续商朝惯例，宝螺是当时唯一的支付形式。在很多前现代的亚洲及非洲社会中，宝螺壳一直被视为货币。这种贝壳拥有金属货币的许多本质优点。稀缺，坚固，大小与形状统一，可计数—最为重要的，是它无法被复制。在西周，宝螺是商品交换中的一种价值尺度，但它本身不是一种交换手段。过去曾经有一种普遍的说法，称宝螺是商周时代的货币，但如今这已被认为是谬误。宝螺的价值无疑起源于它们在祭祀仪式中的使用以及被用作丧葬用品，而非任何抽象的货币价值概念。此外，宝螺作为赏赐品的重要性，也在西周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西周时并不存在市场。所有青铜器铭文记录的交易都是发生在贵族间的个人行为。”